因此，农业发展的效果并不好，农民的日子并没有多么好过。此外，因为自己是农民起义得来的江山，生性多疑的朱皇帝为了子孙后代的江山能够坐得安稳。他关心农民吃饭穿衣的同时，又严密防范农民生二心，畏民如虎。为此，在管理农民上，他既广泛借鉴前朝，又有一系列的创造发明。为了便于管理，把农民固定在一个地方，他创造性地发明了户籍制度和职业传承制度。
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被登记在户口本上，并且要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迁移，不许更换职业。也就是从出生那刻起就决定了农民的儿子只能务农，裁缝了儿子只能学习裁缝。每个人都只能在你的出生地安分守己、生老病死，不得随意移动。万一有事需要出门，按规定，凡出门百里者，需要持有当地官府开具的“介绍信”，否则，拿住之后，轻则杖刑，重则绞杀。
万一遇到灾年，逃荒去外地，由当地官员负责把属民抓回原籍。为了加强对帝国人民的管理，朱元璋创建了里甲制度。每十户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这样全帝国的人民就都有了归属的单位。大明王朝一里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要相互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通过这种制度，每一家里每一人的一举一动都在邻居村民的严密监视之下。
一旦有任何不符合《大诰》教化的风吹草动，这种不安定因素就会有人立即报告官府。这样当然可以防止在大明王朝出现第二个朱元璋。二、 痛恨地主富户，夺其财富，认定其剥削是农民造反的祸根朱元璋自小就亲历了地主的欺压和剥削，全家人辛苦劳作，却常年挨饿受冻。地主们不用劳动，却吃香的喝辣的。对地主阶级的恨，是渗透到朱元璋的骨髓和血液中的。
即使端坐在龙椅之上，他俯瞰着地主富户们谄媚讨好的笑脸，朱元璋依然觉得他们面目可憎，罪大恶极。在他的眼中，正是因为地主们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才导致他没有饭吃，逼迫他起来造反。如今他做了皇帝，必须要消灭这个群体，以免他们再逼得别人起来造反。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打下江山是为了什么？当然是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让子孙后代永远安享富贵。于是朱元璋毫不犹豫地对那些地主巨富们举起来屠刀。他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仿照历朝历代的常用做法“徙富室以实京师”，把一些地方的地主巨富迁到应天府来，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起来，把他们从多年经营的地盘上连根拔起；二是发动农民诬告地主犯法，从而理直气壮地多起财产，取其性命。有些地主有先见之明，早早散尽家财，远走他乡，以求保命。
在朱元璋手下，江南地区的地主富户几乎被清洗干净。朱元璋的这种针对地主巨富的巧取豪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对官员刻薄寡恩，严惩贪腐，一味滥杀却又逼良为娼随着大明王朝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稳定，各级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的同时，贪污与腐败不可避免地滋生起来。由于官员贪污腐败导致的农民反抗此起彼伏，让朱元璋十分震怒。
他非常清楚，贪腐腐败最终损害的是他皇家的利益和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因此，朱元璋制定了历朝历代最为严厉的反贪法，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摆在衙门口以儆效尤”。发展到后来，只要敢贪污的，不分轻重，一律处死。朱皇帝惩治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依然没有能够禁绝贪污腐败。从1368年到1386年，全国13个省的各级官吏，竟然没有一个能够干到任期满的，最后都被杀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年发榜派遣了364个官员到任，一年后，杀了6个，剩下358人全部获罪。有史学家说，朱元璋为了治理官员的贪污腐败，奉行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的原则。他不怕错杀，不怕株连，不怕累及无辜，他就是要杀得官员人人胆寒，不敢贪腐。为此，他分别在1382年制造了“空印案”，1385年制造了“郭桓案”，两个案子牵连被杀了七八万人。
可是，如此大开杀戒的反贪行动，效果并不好。杀到后来，衙门里已经没有官员办案了，那些已经获罪的官员被要求“戴枷审案”，成了明朝特有的一道风景。朱皇帝不知道，官员们如此前赴后继，不顾死活地贪腐，实在是因为朱皇帝给他们的薪水不足以养家活命啊。从小穷惯了的朱元璋对待为他工作的官员十分吝啬小气，用刻薄寡恩形容一点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