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犯少”的原因之一，大概有如下三点：首先，吏民相奸，常以“和奸”论。法律史学家程树德著有一本《九朝律考》，其中记载了一则“奸部民妻”的案例，条引于宋代全科文献《太平御览》，该案例大致经过为：谢夷吾身为汉朝的荆州刺史，率部来到南阳县，正巧遇到孝章皇帝也在南阳狩猎，县官趁机禀报，称有亭长奸淫民女，为了不影响亭长与民女的声誉，便将此事论为“和奸”，即“通奸”。
（注：亭长即是古代掌管地方治安的官吏，相当于现今的派出所所长。）谢夷吾听完汇报以后，当即斥责县官：“亭长”是皇帝下诏选出，身着“朱帻”的官吏，自己本应守法尽责，如今却领头犯案，且让三老、孝悌等乡官按律严加治罪。最后便把亭长由“和奸”改为强奸罪，按照法律将其严惩。（注：三老，为古代掌管教化的乡官，一般具备“ 正直、刚克、柔克“三种德行，且是乡中长者，德高望重。
孝弟，性质与三老相同，皆是主掌教化的乡官。）（谢夷吾·字尧卿）由此来看，如果不是谢夷吾的深明大义，秉公执法，再加上正好皇帝巡狩到此，恐怕这利用职权强奸民妻的亭长便会逃过律法的制裁，而那位被强奸的民女，也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体现出为何古代强奸犯少的原因之一，即在汉代，很多发生于民间的强奸罪，或许会以“和奸”，即“通奸”论处，而并不会上升到强奸的程度，其严重性自然与强奸罪无法相提并论。
《太平御览·良刺史下》：谢夷吾，字尧卿，山阴人。为荆州刺史，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鲁阳，有诏敕夷吾入传录见囚，有亭长奸部民者，县言和奸，上意以为吏劫民何得言和。须臾，夷吾呵之曰：“亭长朱帻之吏，职在禁奸，今为恶之端，何得言和？”切让长吏治亭长罪。其所决正一县三百馀事，与上合。帝叹曰：“使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忧天下矣。
”同时汉代的律法属于初设阶段，虽然较之秦律有了明显进步，但仍有所局限，同时对于女性的权利保护并不重视，如《汉书・张汤传》中，便记载一则“郎官奸淫官婢”的案例：官婢之兄向身为光禄勋的张安世举报，称自己的妹妹在郎官家中做婢女，却惨被郎官强奸，然而张安世非但未予伸张，反而怒斥官婢之兄诬陷郎官清白！遂将此案件隐瞒下来，不予处理。
（注：光禄勋，相当于掌管皇宫警卫的官员，负责宫禁与各类警务，主要保护皇帝与后宫安全，当时担任光禄勋的张安世，也统领郎官。官婢，则为因罪被罚到官员府中做奴婢的女子，身份极其卑微。）《汉书・张汤传》：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告署適奴。其隐人过失，皆此类也。通过此事，更可证明，起码在汉代，如官婢等身份低微的女子，一旦遭遇强奸，则无处得以伸张，如果告发强奸者，反而会遭到诋毁，称女方诬陷男方。
由此可见，妇女人身权益，虽然在律法中予以规定，但结合实际的现实情况来说，却往往得不到保护，甚至是会被忽视，乃至于可能反成罪人，根本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合法保护。一旦遭遇强奸，便不会为人所知。这属于封建社会的陋规，对于女性人权的不重视，以及律法的不完善，成为强奸犯不受法律严惩的原因之一。其次，同样也是因为古代律法，但却是因为法律的进步。
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变革，古人对于律法也在不断完善及修订。到了唐朝，已对强奸罪有明确规定，且对“和奸”，也有严厉惩戒：《唐律疏议》：“凡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强者各加一等。从上文可看出，凡是通奸者，男女各判徒刑一年半，而如果是女方有丈夫，则徒两年。最后一句：“强者各加一等”，即如果是强奸，则在此律之上，罪加一等。
结合唐朝徒刑共分为五等，从一年半到三年，可知“罪加一等”，即为，徒刑加半年，因此如果是强奸犯，则在“和奸罪”的基础上，加半年刑期。打比方，如果有人犯下强奸罪，则在和奸罪的一年半徒刑上，再加半年，为两年徒刑。当然具体判罚标准，还会视情况而定，最重者将会处以绞刑或斩刑，足以可见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开明的大唐的确比之汉代进步许多。
再到宋朝，文化极其兴盛的朝代，对于强奸施暴者，更是刑罚分明：《宋刑统杂律》：“应有夫妇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杀，女人不坐罪”。此律的意思，相信不难理解，如果有夫之妇被强奸，强奸者按律当斩，而受害女子则无罪。同时宋律还规定：若强奸者在女子反抗过程中被反杀，则女子同样无罪。乃至于宋代还首创了“强奸幼女罪”，宋宁宗赵扩时的法令汇编，名为《庆元条法事类》，其中明文规定：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