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
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秦国在经历商鞅两次变法之后国力空前强大——秦国人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怯于私斗，乡村、城镇秩序安定。周显王派使臣赐予秦孝公霸主的称号，诸侯各国都派使者前来祝贺。前348年韩昭侯亲自前往秦国，与秦孝公签订停战盟约。
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显示了秦国西方霸主的地位。然而此时的秦孝公依然有一块心病未能去除。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早在秦献公时期秦国与魏国为争夺河西地区发生多次战争，其中秦国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县西南）、石门山（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三场战役中取得胜利。
经过商鞅两次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大，具备了收复河西地区的能力。然而变法积攒国力是需要过程的，一个大国的崛起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此时秦国收复河西失地所要面对的对手是昔日的天下霸主魏国，虽然此时的魏国正处于国力衰退阶段，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时秦国已初步具备和魏国分庭抗礼的实力，但还不具有彻底战胜魏国的绝对优势，所以秦国需要一个有利的时机。
工夫不负有心人，秦国苦等的机会来了：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赵国入侵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漆及富丘（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两地。 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出兵助卫，包围赵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赵魏开战正是秦国苦等的良机，在此之前秦国集中精力变法改革，一直对魏国采取容忍姿态，如今秦国再也不想忍下去了： 秦孝公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七千人，并占领少梁。
同年秦孝公命公孙壮率军攻打韩国，包围焦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但没有攻克，占领上枳、安陵（今河南省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省新郑市东北）并筑城，插入魏、韩两国交界地区。秦孝公九年（公元前353年）齐军与宋国景敌、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 此时魏军主力已攻破赵国首都邯郸，但在桂陵之战被前来救援赵国的齐国军队击败，楚宣王也派大将景舍率兵救援赵国，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
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以阻止秦军的进攻。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赵、齐、楚等国都牵制了魏国大量兵力，秦孝公抓住有利时机痛打落水狗。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边结盟，撤出赵国首都邯郸。魏国陆续与各国和谈后，集中兵力向西反攻，夺回安邑并包围固阳。
为争取时间在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秦孝公于前350年与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西南）会盟修好，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魏惠王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召集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图谋攻秦。秦孝公下令加强防守，并采纳商鞅“尊魏为王”的策略来改变魏国进攻秦国的意图。秦孝公于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派商鞅游说魏惠王，劝说他除了号令宋、卫、邹、鲁等十二个小国外，还要向北联合燕国，向东攻打齐国，迫使赵国屈服；向西联合秦国，向南攻打楚国，迫使韩国屈服，这样霸业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