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钟会还不止十万人马，他还兼并了另一路偏师诸葛绪的三万大军。钟会状告诸葛绪畏敌不前，结果得了诸葛绪的部众后，自己前进不得。钟会得知邓艾进了成都，那是相当的失望，他的计划完全被邓艾破坏了，他心里有个“小秘密”——攻入成都，关门称王！原来这家伙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吞并诸葛绪，就是为了完全掌握军权，在成都造反割据。
没想到邓艾三万人抢到他前面了，所以，他必须实施弥补计划，想办法除掉邓艾，夺了他的兵权。这就是钟会诬告邓艾阴谋造反的原因，其实真正想造反的是他，他耍了个浑水摸鱼的小伎俩。卫瓘半公半私灭后患状告邓艾的还有另一个人——监军卫瓘。一般认为，卫瓘是嫉妒邓艾炫功。其实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卫瓘也没那么肤浅。我觉得卫瓘状告邓艾谋反，有他的合理性。
想想看，一个敢代天子行封赏的将军，接下来会做什么？不能不让人怀疑。本来监军的工作性质就是朝廷密探，必须密切注视军队的异常举动，举报邓艾，是他工作范围内的事，谁让邓艾做得那么出格？蜀汉政权被灭后，形势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钟会的反叛之心已经显露，卫瓘必须左抵右挡，哪怕捕风捉影，他也不能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这是正常心态。
邓艾对他来说，就是大隐患，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说私心的一面，可能是邓艾进入成都，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监军放在眼里，自行其是。司马将信将疑断祸根司马昭此时的身份，还是曹家的看门人，屁股离皇位还有几寸远。越是在这种敏感时期，越是要谨慎，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司马昭本就是多疑之人。我们试想一下，假如邓艾造反，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首先意味着征蜀汉的失败，这一失败不光要将他统一全国的步伐大大推迟，恐怕对他能不能即使受禅曹魏，都会形成很大影响。
司马家族虽然掌控了朝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司马代曹。灭蜀汉，就是司马给全天下人的献礼，没这份献礼，那短短的几寸距离，不好弥补呐。所以，司马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属下稀里糊涂帮倒忙本来，邓艾只是被押解回京，并没有被杀，回到京城，他还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但他的属下们，稀里糊涂帮了倒忙。钟会阴谋叛乱，把局势搞得很复杂。
邓艾的属下根本不相信邓艾会叛乱，他们打算拦截囚车，将邓艾重新接回成都主政。属下们的这个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将本来已经不可收拾的局面，推向危险的境地，也将邓艾推向死亡边缘。卫瓘毫不犹豫地派人，追赶押送的囚车，半路截杀了邓艾父子。也许卫瓘有私仇成分，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他担心，邓艾会成为一个火药桶。这是个大概率事件，被当做罪犯押解将军，被人劫回，实际上是逼着他造反，除非他能跟劫他的属下翻脸。
红军不怕远征难，为什么长征被称为空前绝后的军事奇迹？
长征不只是一次深刻影响了我国历史进程的军事行动，事实上也是一次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的军事奇迹。毛泽东主席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是这样评价长征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沒有！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狂轰滥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多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党史中是这样评价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这是对长征的国内评价，我们再来看国外的评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罗斯·特里尔是这样评价长征的：“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而且直到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的两倍。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综合国内外对长征的各种评价主要公认长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长征作为军事行动本身的军事意义；其二是长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