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到北京直线距离大概1350公里，换算成里，是2700里。但是实际路线肯定要长于2700里，我们按3500里来算。左宗棠用时不到三个月，我们按80天算。那么他赶路的速度大概是每天44里。而八百里加急，一天要走八百里，其速度是古代人平常赶路的18倍。八百里加急有多难天宝十四年，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在范阳起兵。
军情十万火急，地方官员马上用“六百里加急”给远在长安的唐玄宗上报消息。八百里加急送信的人快马加鞭，一路飞驰，中途换马不换人，吃喝全在马上，终于在第六天赶到了长安城。范阳到长安，两地相距三千里，在“六百里加急”的死命要求下才跑出五百里的平均速度。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用“八百里加急”呢？一是唐朝只有“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最快只有“六百里加急”；二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根本达不到“八百里加急”的速度。
别说唐朝没有，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也没有“八百里加急”。根据《梦溪笔谈》记载，宋朝的最快的急递日行四百里，只有打仗的时候才能使用。熙宁年间又增加了金字牌，日行五百里。当年秦桧一天之内给岳飞下了十二道金牌，说的就是这个金字牌。在中国古代绝大部分的时间里，赶路的速度最快只能达到六百里。这六百里的速度，是靠一个驿站换一匹马，把马跑死、把人累死换来的。
所以，除非十万火急，一般是不会用“六百里加急”的，更不要说“八百里加急”了。八百里加急是如何实现的古代之所以能够实现“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关键就在于驿站的存在。周朝时，我国就有了烽火台和邮驿，用来传递军事情报。《孟子·公孙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驿站驿站是官营的，一般只能用来传递军事情报，能够为过往的送信人员提供食宿、换马服务。
到了清朝，进行赶考的举人也可以使用驿站。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可以去找本省的布政使要一笔盘缠，同时领一个火牌。一路上拿着火牌经过沿途的驿站，可以在驿站取马车一驾，然后在马车上插一个“礼部会试”的黄旗，就可以风风光光地进京赶路了。这架马车，名曰“公车”，代指进京赶考的举子，“公车上书”就是这么来的。古代的驿站，一般每隔二十里设置一个，驿站的一应开支，均由官府承担，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比如唐朝，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人员共20000人；清朝共设置驿站1785个，人员两万多。这么多驿站，这么多人，再加上马匹、食宿、草料等费用，着实是一笔巨额开支。驿站的多少、邮驿系统的完善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强弱。正是因为驿站运营的成本太高，所以驿站只能用来传递加急文书，用作军事用途，私人是严禁使用驿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