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商议迎立新帝的朝会中，老臣们首先对于奉齐王刘襄为新帝就全部表示反对：齐王的舅舅驷均是一个狠毒、严酷的人，一旦刘襄被迎立为新帝，岂不是又来了一个“吕氏外戚”？本来大家诛杀吕氏，就是对外戚专权忍无可忍，不得已先下手以免日后被害，如果立齐王的话，那才叫旧祸刚去，新祸又来！因此齐王万万不可立为新帝。淮南王刘长，这个时候才十六岁，年少冲动、轻佻暴躁，不是为君的最佳人选。
同时刘长生母因罪自杀，是被吕太后从小抚养长大，如同亲子，孝惠帝在位及吕太后当权时，刘长就依仗着吕氏的势力骄纵专横、跋扈不法。如果立淮南王为新帝，将来他很有可能会挂念吕太后的养育之情而清算诸功臣，使得元老重臣们重蹈吕氏覆灭的旧辙。为了大家将来身家性命的安全，淮南王也被排除在新帝人选之外。在排除了齐王、淮南王之后，新皇帝的人选就只剩下代王一人了。
相对于齐王和淮南王来说，代王宽厚仁德、温和谦逊、恭敬有礼，品行敦实，简直是新君的上佳之选；同时，代王母家薄氏地位微寒，人丁稀少，处事也是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将来绝不会有吕氏专权之祸。对比之下，周勃、陈平等老臣们一致决定迎代王入长安，承继皇位。于是朝廷派出使者前往代地，拜见代王并说明迎代王赴长安即位的来意；代王在短暂地谨慎观望、以待时局发展后，决定立即出发赶赴长安。
至灞桥时，长安群臣以参见天子礼拜见代王，代王立即谦虚回礼，不以皇帝自居，老臣们因此欣慰不已，认为没有选错人。入长安后，代王没有立刻进皇宫，而是在代国官邸与诸臣以外藩对朝臣的宾客之礼见面，大臣们奉劝进奏章，并献印玺，请代王继位。代王三辞之后郑重接过国玺，表示愿意继承高皇帝、孝惠皇帝所传下来的皇位，随即诸臣以朝见天子之礼参拜代王。
从这一刻起，代王刘恒才真正地成为大汉新一代皇帝，即汉太宗孝文皇帝。孝文皇帝半生微小谨慎，谦恭平和，与世无争，远远地躲到边远封国内，才在残酷而血腥的汉初权力之争中得以保全，并最终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不过即使是孝文皇帝这样谨慎温和的皇帝，在权力、利益和亲情相对立时，同样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他的四个嫡子，都因为权力的斗争和利益的纠葛，在他刚刚成为皇帝之后不久，就莫名其妙地去世夭亡，成为了这场改朝换代“争斗”中的牺牲品。
前面说过，刘恒为代王时，曾经和代王后生育了四个儿子（史记记载是三个儿子），而代王后虽然没有确切史学资料记录是吕氏家族的女子，但可能性非常大。在“诛吕”行动之前，代王后就不幸（或者说很幸运）去世了，留下了四个儿子。但诡异的是：在孝文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他与原配代王后所生的四个皇子居然先后因病夭亡，孝文皇帝所有的嫡子就此全部离开了人世。
这一事件在整个两汉时期都讳莫如深，没有人敢于去探查背后的真实原因。直到曹魏代汉后，才有史学家得以考据探查其中的原委：孝文皇帝四个嫡子皆由原配王后所生，而代王后很大可能是吕氏之女（虽然史书中没有确切记载），所以这四个皇子自然具有吕氏的血脉。老功臣们诛灭了吕氏全族，迎立代王继位后，为了消除后患，就连孝惠皇帝的儿子们都被全部杀死，以防将来遗祸复发。
所以，对于新皇帝这四个有吕氏血统的皇子，老臣们自然是绝不能放过，必须清除（否则将来孝文皇帝驾崩，这四个皇子中的一个继承了皇位，那当年诛灭吕氏的功臣们（或者其后裔家族）岂不是马上就会遭到复仇、同样被诛灭全家）。所以，为了汉室江山的延续、社稷的稳定、刘氏皇室的统治权不动摇，孝文皇帝在两难中只有和功臣们妥协，舍弃了四个儿子，以换取天下的安定和和皇位的稳固。
皇权之下、无有亲情的残酷本质，在这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功臣为了自保，要的只是免除祸患、清除有吕氏血统的皇子，对于那些和吕氏没有关系的皇子，诸位大臣还是相当的尊敬和礼遇，他们都得到了应该享有的尊荣和地位。孝文皇帝的其他儿子，全都平安健康成长，安享一生荣华富贵。在四个嫡子夭亡后，孝文皇帝在世的儿子中，以宠姬窦漪房的长子刘启年纪最长。
文帝前元年（前179年）正月（汉初承秦制，以十月为一岁之首，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三个月；另外孝文皇帝在位时两次改元，但没有建立年号，分别称前、后某年），在太常（负责宗庙社稷礼仪的高官）“于诸皇子中择元良，册立为皇太子以定社稷”的奏请下，孝文皇帝将太常所上的奏疏发给群臣朝议，诸臣讨论后回奏文帝：皇长子刘启“淳厚仁德、恭敬有礼”，请立为皇太子，以固国家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