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立论》的文章,十分犀利。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当然,鲁迅先生所谈“立论”决不仅仅是指学生作文中的立论,而有着更深广的社会内容,更多的是在谈如何处世,如何做人。他摈弃那种巧滑骑墙的态度。他厌恶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一味吹捧、抬轿子的虚伪关系,撕下了溜须拍马的叭儿狗似的帮闲的假面。但无论如何,他是从作文的立论谈起的。其实作文和做人本来就是一致的。因为作家最可贵的是“自己的声音”。
鲁迅认为,“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坟·论睁了眼看》)，敢于捍卫真理，从而说出正确的意见。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两难推理，人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一定会感到很为难。议论文中的“立论”,就应该是既有科学的态度,又要“敢”字当头的。因此,立论必须说真话。一篇议论文,观点错了,无论你如何煞费苦心,也是不会有多少正面价值的。
如果观点正确、新颖,即使论证得还不够透辟,也会令人警醒,受到教益。古今中外有多少格言警语,每一条都可以论一论,写成一篇文章,每当人们听到这样的警世格言时,也都会有所联想,有所感悟的。这些警世格言,有的出自书章典籍,有的来自民间口头,都是前人提炼出来的。其中的每一条也都经历了时代的考验,凡糟粕者被不断地剔除了,凡精华者仍熠熠闪光。
勿庸置疑,每一条都是一个观点,而每一个观点都是一个判断。议论文的观点,即论点,又往往是以判断的形式出现的。因此,这一判断应是正确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容模棱两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观点的鲜明和具有战斗力。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清晰的辩证思维，说真话,不虚假。只有说真话,底气才足。观点做到了就可先声夺人,下面的论证才容易做到令人信服。
如果说的是假话,是谎言,论证起来,不仅难以自圆其说文章的气势也就更谈不上了。这里又有这样的故事：一位绰号“哭婆的老婆婆,雨天她哭,晴天她也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卖鞋的,小女儿嫁给了卖伞的;天气好的日子,我想小女儿的伞一定卖不出去下雨的日子,我又想到大女儿,雨天不会有顾客上门啊!”邻人用反话对他说:“晴天时,大女儿店里的生意会很睛,你都应该高兴啊!”从此,哭婆再也不哭了,无论晴天还是雨天总是笑嘻嘻的。
在这则故事里,“雨天”和“晴天”是前后一致的事实,哭婆的爱女之心也是一以贯之。但在邻人用反语启发她之后,哭婆的态度为什么会变得判若两人呢?原来,她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先是只从不利的角度去看问题,她为之哭;后来从有利的角度去看问题,她就为之笑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她认识同一事实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
如果有位作者想写写这位“哭婆”的事儿,或许只会沿着她的“哭”的思路走下去,问来问去,写去写来,离不开一个“哭”字，由此写成文那就具有消极的意义了，与作者的愿望刚好相反了。事实上,就有的作者老是赶故作“高雅”、“思辨”的“时髦”,眼睛总是盯着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似乎除了写问题之外,别无任何东西可以“思辨”的了。
这种偏见性的思维定势与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极不合拍的。在当前社会上还存在腐败现象,悲观情绪和经济、精神“疲软”的特定时期,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多从正面看问题,多选择一些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笑得起来的事实,在舆论阵地上突出宣传,多宣传正能量，以振奋全民的精神,鼓舞群众的斗志,坚定必胜的信心。运用批判性思维。
谁说这不是哲学问题、立场问题,不是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呢?社会主义新人,是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人民意向的新颖生动的个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自觉的主人公,是具有丰富性格内容的社会主义创业者和建设者。他们的性格的主导方面和突出特色,无疑地应该体现着时代的特点、时代的趋势和方向。电影教父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经典，说：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