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调解中，她也多次说出“大不了鱼死网破”这样的话。调解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给了他们希望，不至于做出冲动的决定。一些潜在的恶性事件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避免了。调解中心的档案夹里，有过去几年的调解记录。纠纷的类型有很多，包括交通事故、劳务纠纷、民间借贷、感情纠纷等。2018年前11个月，联合调解中心已经成功调解了270多起纠纷，这其中就有不少是毛仲木参与的。
点着了一根烟，老毛说他打算再干两年，等到70岁了就正式退休。 “枫桥经验是个筐” “老齐，有两个河南人喝酒打架，打破头了，你过来看看！”采访被一位民警打断，齐克刚匆匆起身，跟着那位民警去了。河南人齐克刚来到店口镇17年了，如今，他已经从一个年轻的打工者变成了一家企业的老板。最近，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新店口人先锋队”的会长。
这一切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店口是诸暨市的工业强镇。在店口镇14万常住人口中，有近8万外来人口，他们主要是从河南、江西、安徽等省份来店口打工的农民工。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外来人口很难融入本地社会，他们往往与老乡们抱团取暖，对本地人和其他省份的打工者则多有防备。外来工大量聚集给店口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
店口镇派出所副所长王钢回忆，在2004年以前，外来人口聚集闹事的情况很常见。他们不信任当地政府，遇到矛盾纠纷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警察的帮助，而是召集老乡，以人多取胜。2004年，400多位贵州打工者因为工资发放的问题聚众闹事，甚至掀翻了警车。镇派出所只有20多名民警，遇到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很难作出反应。
那时，怎样化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成了店口镇最大的困扰。借鉴枫桥的做法，店口从2004年开始探索“以外治外”。“枫桥经验”是让村民信任的身边人来调解纠纷，那外来人口的矛盾也要由他们信任的老乡来化解。最初，店口从外来务工人员的家乡请来“外籍警察”，对口调解老乡们的矛盾。外警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外来工内部的领头人，他们大多是党员，在老乡们遇到纠纷时愿意出来说句公道话，是外来务工群体中的热心人。
外警离开后，这些人被组织起来，成为店口镇化解矛盾的主力。2015年，店口镇成立了“新店口人党支部”，2018年又成立了“新店口人先锋队”，吸收了200多个会员，齐克刚就是其中之一。不管是外警，还是先锋队，最核心的都是外来人口自治。打工者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举目无亲，老乡是身边最可依靠的人。在他们眼中，当地政府是偏向本地人的，而老乡的胳膊肘不会往外拐，说话才公道。
像齐克刚这样的热心人在同乡们心中很有威望，他操着河南话调解河南人的矛盾，效率也更高。那起酒后打架的纠纷，齐克刚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弄清了原委，两位老乡也很快达成了和解。实现外来工自治以后，店口镇的治安有了明显改观。老乡有了矛盾，很快就被先锋队化解了，像过去那种几百人聚集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很多年没再出现了。
除了外来人口治理，“枫桥经验”还被用到了企业管理上。富润集团是诸暨第一家上市公司，1996年，这家制造业企业提出了60条关爱职工的规章制度，涉及职工的生产劳动、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初衷就是化解职工矛盾，让企业更安稳。在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看来，这些做法显然帮助了企业。最直观的体现是在富润遇到危机的时候。
2018年，中国股市遭遇重创，富润的股票也未能幸免，股价近乎腰斩。因为有大量股权质押在银行，富润面临银行爆仓的危机，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偿还贷款。赵林中选择求助于职工—以比银行贷款稍高的利息向职工借钱。半个月里，富润借到了7000多万元，顺利平仓。“枫桥经验是个筐，一切社会治理的方法都能往里装。”诸暨市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
仔细琢磨这句话，它其实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有了先发优势，诸暨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探索会更主动，“枫桥经验”囊括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多了。店口镇和富润集团的做法就是“枫桥经验”在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延伸。一个显著特点是，不管形式上发生哪些变化，“枫桥经验”的本质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冲突。 社会组织的力量 72岁的陈信龙满头白发，他颤颤巍巍地打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一摞档案，摊开在桌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