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信龙是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红白理事会的会长，他刚刚拿出来的是村民们签的承诺书，承诺未来的红白喜事将按照村里的标准操办，不再盲目攀比。以前，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是诸暨民间的习惯。就算是一般的农民家庭，也会花上十几万元操办。比如每桌酒席的标准一般在1500~2000元，饭菜中必然包含龙虾等高档海鲜；再比如参加酒席的宾客都可收到一包中华烟，小孩子还能领到红包。
三年前，陈信龙的小儿子讨媳妇，花了30万元来办酒席。他们办了75桌酒，用了两箱中华烟，光礼炮就放了几万块。大操大办苦的是村民自己。许多人请一次酒席，要把一两年的积蓄都搭进去，甚至要欠下几万元的外债。但不这么做又怕被人笑话，面子上过不去。结果就是人人都比排场，酒席的标准也节节攀升。2018年6月，诸暨市鼓励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移风易俗。
陈信龙曾做过多年的村干部，在村里辈分、威望都高，村里认为他来做工作阻力最小。可实际上，这项工作没什么阻力。陈信龙直言，红白理事会给了村民一个台阶下，有正当理由减少开支了，村民们都很支持。承诺书对宴请的规模、标准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每桌酒菜的标准不超过800元，不使用高档烟酒等。一次红白事办下来，就能节省下三四万元。
办酒席省下了钱，许多村民会捐一部分来做公益。直埠镇紫草坞村的“小布衫”是一个挂靠在村里的公益组织，他们向村民募捐，再用这些钱关心村里的困难村民。比如他们会定期为孤寡老人剪指甲、打扫卫生，探望生病住院的贫困村民等。“枫桥经验”近几年的探索主要是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管是“新店口人先锋队”，还是“小布衫”、红白理事会，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公益性的社会组织。
如果说纠纷调解是在化解矛盾，那么号召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就是在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产生。从密度来看，诸暨市社会组织的发展要领先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陈善平回忆，是2014年前后，诸暨市的社会组织出现了“井喷”。随着市民参与公益的意愿越来越强，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接连涌现，几乎覆盖到了每个社区。目前，诸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的社会组织2232家，参与人数占到常住人口的18.8%。
当中国许多县市的公益组织刚刚萌芽时，诸暨的公益活动已经搞得如火如荼了。相对政府，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更容易获得认同。诸暨市手拉手爱心服务社组织了一个关爱失独家庭的公益项目，每个月都安排志愿者到大唐镇的15户失独家庭中家访，陪失独老人聊天。负责人王海江说，许多失独老人一身都是病，非常需要他人的陪伴，他就曾在深夜接到过一位老人的电话求助，匆匆赶去把这位老人送到医院。
“这些事就得由社会组织来做，政府不好介入。”2018年11月，“枫桥经验”纪念大会在绍兴举行，大会传递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正是：要打破基层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的线型模式，充分释放社会力量微主体的大能量。“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要更多地依托社会组织的力量。公益是件专业的事 宣学军靠在白色椅背上，叹了口气，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十年前，宣学军创立了公益组织“一米阳光”，关注自闭症儿童、问题青少年的成长。但从去年开始，他就想要把“一米阳光”放弃掉，因为“太累了，一直在亏钱”。宣学军头疼的问题，很多公益组织都会遇到。刚开始的那几年，“一米阳光”运转得很顺利，因为觉得新鲜，志愿者参加完一次活动，还会追着问有没有别的项目。但只靠一腔热情，公益组织并不能长久，这几年，宣学军明显感受到志愿者的积极性在下降。
活动参与度不高，募集的资金就少了。起初，项目经费和员工工资还能通过企业的赞助来维持，但随着今年经济形势下滑，几家企业都中断了资助，宣学军扛不住了。管理公益组织其实是件专业的事。什么样的募资模式能支持公益组织长期运转、怎样组织活动能吸引志愿者持续参加，这些都需要专业的社工知识做背景。而草根公益组织多由普通老百姓发起、运营，比如“小布衫”的前身是村里的文艺团体，王海江是一家宾馆的老板，宣学军则是名医生，他们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社会组织的运营。
宣学军就感慨，之所以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因为团队的专业性实在太差了”。引导公益组织的发展，政府必须发挥作用。公益组织专业性不足，运转和募资都会受阻；没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公益组织就没钱聘用专业的社工。怎样才能打破专业性不足和资金困难的恶性循环？2017年，诸暨开始用公益创投的方式扶持社会组织。第一年财政投入65万元，扶持了15个公益项目。
2018年力度加大到300万元，92个项目。宣学军就申请到了8万元的公益创投资金和社会组织扶持基金，至少“一米阳光”明年的运营能够维持了。公益创投不仅为了提供资金扶持，更是要提升公益组织的专业性。这几万元的创投资金并不是轻松拿走的，公益组织要通过前期答辩来介绍项目，还要接受第三方的考核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社工老师会提供资金使用、人员配备、项目设计方面的指导。
诸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翁晨芳说，这相当于逼着社会组织接受专业培训，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并把专业的社工知识应用到实际项目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社会组织所做的事恰恰是政府不擅长做的，对此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方面，野火般生长的社会组织又迫切需要政府的规范才能健康的运转下去。这对政府就是个不小的考验了，放任不管和过度干涉都很糟糕。
重要的是，政府要搞清楚社会组织到底需要什么，用正确的方法把事情做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才能有效。这也是今天“枫桥经验”所要进一步回答的时代之问。公益创投之外，诸暨市又通过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的方式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从2017年算起，诸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超过了2000万元。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治理社会的能量很大，但要把这股能量释放出来，政府必须将资源下沉到基层，让更多的社会组织规范化、可持续。
这是诸暨摸索出的经验，也是中国其他县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必经之路。离开诸暨前，《南风窗》记者专门询问了枫桥镇那起工伤纠纷的进展。毛仲木说，现在双方的心理预期还是有差距，近几次调解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他也说，几次调解下来，两边的诉求正在慢慢靠拢，他相信这起纠纷最终能被化解。社会治理不是件容易的事，路漫漫其修远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