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每年从国外进口上百亿美元的芯片，却鲜有人知道这些芯片的设计要依赖于 EDA 软件。EDA 中文名叫电子设计自动化，是集成电路最上游的产业，被称为芯片之母。如果说芯片是躯壳，那 EDA 就是让它动起来的灵魂。要制裁华为，更粗暴的办法是取消 EDA 软件授权，这也正是当前美国政府的制裁手段之一。不过很可惜，在 EDA 领域，三巨头 Cadence、Synopsys 和 Mentor 基本垄断国内市场。
其中 Mentor 被德国西门子收购，而另外两家均为美国企业。在工业软件分类中，以 CAD、CAE、EDA 为代表的研发设计类最为关键，也是国内业界最为 “瘸腿” 的地方。除了 EDA 软件被国外企业把持之外，CAD 和 CAE 处境同样不乐观。法国达索、德国西门子、美国 PTC 与 Autodesk 占据国内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90% 以上的市场份额；图：AutoCAD 建模界面 （来源：谷歌）Ansys、Altair 和 MSC 等国外产品基本垄断了 CAE（计算机辅助仿真）领域，这三家皆为美国公司。
2018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对国产新兴存储器企业福建晋华公司实施禁售令，不仅硬件供应商停止了供货，美国的工业软件企业也应声停止供应，投资 370 亿元的福建晋华立刻陷入瘫痪。这就是工业软件的威力。根据业内专家长期观察与分析后的一致结论，工业软件是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个与国外同行不断拉大差距的工业技术领域。
工业软件“失去的三十年”我国工业软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出现了一波开发的小高潮，但随着政策转向，大好局面戛然而止。用一句话形容这段历史，就是“在最需要举国体制的地方，反而没了举国体制”。根据林雪萍的说法，“七五”到“十五”（1986-2005）期间，国家对国产自主工业软件一直有扶持。甚至在八十年代中后期，CAD、CAE 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
那时，以清华、北航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人员投身到工业软件的开发当中，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研究成果，但正是需要进一步政策加码的时候，风向变了。从 2011 年开始，中国信息化开始走两化融合的道路，对国产自主工业软件的支持，从科技部转向了工信部。由于工信部并不对认为属于基础科研的工业软件研发进行补助，国家对相关企业的直接资金投入几乎没有了。
此时，变成了另一种支持方式，工信部重点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的补贴，拉动信息化建设。此举带来一个间接后果，国家补贴的大量两化融合资金都去买了国外软件。客观地说，这些政策有其积极的意义，通过对制造业直接补贴，企业快速提高了信息化能力，培养了一批信息化人才。但是，也正因为此，孱弱的国产工业软件无法和强大的国外公司竞争，又缺少国家资助，便彻底断粮了。
从那时起，我们的 CAD/CAE 软件，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从 “十五” 到“十二五”的十五年间，根据统计，国家对 CAD/CAE 等核心工业软件投入资金不超过 2 亿元。而全球最大的 CAE 仿真软件公司 Ansys，在 2019 年一年的研发投入为 2.98 亿美元，约为 21 亿人民币。图：Ansys 对流体问题进行仿真分析 （来源：谷歌）也就是说，一家国外企业一年的资金投入，是我们 15 年投入之和的 10 倍。
研发投入差距巨大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企业已经建立起了几乎牢不可破的竞争优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格林瓦尔德在《企业战略博弈》一书中指出，对于企业而言，最强大的竞争优势就是规模经济与用户忠诚度的组合。联系到上文所述，国外软件在国内市场的超高市场份额和研发投入强度，可以轻松算一笔账。
如果 A 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90% 以上，B 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不足 10%，也就是 A 的 1/10。A 公司每年投入 3 亿美元保证自己的技术领先，但由于其超高的市场占有率，平摊在每一套软件上的研发成本（研发支出 / 产品销量）非常低。即便 B 公司也投入了和 A 公司同样多的研发资金，它平摊在每一套产品上的成本却是 A 的 10 倍。
此时，B 公司处在一种两难境地。研发投入保持和 A 持平，则产品成本太高。砍掉大部分研发投入，则技术跟不上 A。要么因为没有成本优势被市场淘汰，要么因为技术落后被市场淘汰，此时从商业竞争上说，B 怎么做都难以与 A 抗衡。把 A 替换成 CAE 领域的 Ansys，或者 DEA 领域的 Cadence，B 换成一家国产工业软件公司，整个商业案例丝毫没有违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