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率走高成为刚性趋势的时候，提升家庭收入，至少保证家庭收入不会大幅下滑，必然成为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出发点。要避免降薪或者失业潮的到来，经济增长依然不可或缺。对此，决策层非常清醒，这也是中国冷静、理性地应对特朗普贸易战，继续捍卫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造友好的国际贸易环境的主要原因。别学美国人！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家庭负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群体的负债往往是带有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
因为，负债可以让低收入者一生的消费曲线变得更加平滑。用简单的话来说，即是现在收入不足，也享受明天的美好生活。比如，穷人买不起房，那么不能露宿街头，首付压到1成或者根本不用首付，贷款买房。他们以后收入会增长，慢慢还款即可。这种平滑，至少为经济带来两个客观上的好处。一是可以马上启动消费，拉动经济；二是如果年轻人借贷，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比如助学贷款，那么对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是有好处的。
但问题在于，这两个好处的前提是借贷者的收入会增长，能够还款。否则，以上逻辑就不成立。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家庭负债一直被全球经济学家称作是“借钱消费”的典型，是一个反面案例。但是，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美元的全球性货币地位决定，美国人的“借钱消费”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这些债务最终能从家庭和个人身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剥离、分担和转移。
以按揭房贷为例，美国以固定利率为主。为什么是固定利率？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人认为浮动利率是房地产市场危机的重要原因。由于经济不景气，银行便收紧对经济的融资，进而导致全社会资金紧张，利率上行。在浮动利率之下，购房者每月现金支出大幅上升，不少购房者断供，甚至家庭破产。包括曼哈顿在内，一些主要城市房价在大萧条期间，大跌50%。
整个1930年代，美国楼市都相对低迷。受此教训，美国开始鼓励延长按揭期限，而利率也转为固定为主。那么，在固定利率之下，当利率上涨，岂不是银行吃亏？不会。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利率风险并不会成为银行和贷款者的“零和游戏”。购房者的贷款会都做成按揭债券卖出，满足有着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可以获得高收益。
也就是说，风险脱离了银行和购房者，他们都拿到了钱，债务的利率风险和违约风险最终由偏好高风险的投资者承担。而且，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些债券尽管有着信用分层，但即便是最底层的权益级债券（风险高，类似于股权，所以叫权益级）也是“美元资产”，美元的特殊定位，决定它们也能在全球投资者当中卖得不错。除了按揭贷款做成抵押证券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之外，个人消费信贷也可以做成资产支持证券ABS（Asset-Backed Security），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债务风险被不断分散到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