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德意志汉诺威选侯乔治一世继承英国国王，由于他不懂英语，自1717年以后，不再参加内阁会议，而是指定由下议院多数党领袖沃尔波尔主持，……从此，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统而不治，而由议会下院多数党领袖主持内阁会议成为惯例，沃尔波尔成为英国第一任内阁首相，英国内阁制基本形成……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伴随工业革命的开展，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1832年议会改革和两党制形成发展，英国君主立宪制和责任内阁制最终形成和发展完善……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核心是责任内阁制:国家元首，是世袭的英王，统而不治，虚位元首，国家象征……国家权力中心，是议会，掌握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分上下两院……政府首脑，是内阁首相，由议会下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出任，掌握行政权，并通过控制议会而掌握立法权，成为英国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内阁首相及其阁员，保守机密，保持政治上一致性，实行集体负责制，政治上共进退，名义上对国王负责，实际上对议会负责……如果议会对首相和内阁不信任，要么，首相和内阁集体辞职，要么，首相提请国王解散议会，提前大选………………………………明朝内阁制与英国责任内阁制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离不开当时各自的历史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对于高效政府的需求……两者都起源于传统君主权力下的咨询机构，起初都是服务于君主统治的需要，都有一定形式的合议精神……但是，明朝内阁制和英国责任内阁制有着本质区别:两者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传统经济形式，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工业革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者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后者是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治……前者是君权至上，君主主权，对君主负责，后者是议会至上，议会主权，对议会负责……前者强化了君主专制，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社会进步，后者完善发展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政治保障……那么，中国明朝内阁制能否发展成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呢？！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责任内阁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还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才不断发展完善起来……中国明朝内阁制，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处于萌芽状态之下，怕是经历的时间要更长久的多，甚至也许上千年哦……因此，中国明朝内阁制和英国的责任内阁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当时的形态来看，根本不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之所以，有人认为或相信明朝内阁制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在于仅仅看到了两者在最初时期的相似之处，而忽视了两者之间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和本质差别，以及没有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没有实权，他们每天都做什么呢？
英国女王是有一定实权的。英国女王有如下权力：英国女王是16个英联邦王国的国家元首，可在这些国家分别任命一位总督行使王权。英国女王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可任免宰相和大臣。每周二，英国首相都要到白金汉宫向女王汇报工作。英国女王是英军最高统帅，所以才会有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国会制定的法律，必须要由女王签署才能生效。
英国女王可以代表国家对外宣战或媾和。此外，英国女王还有一些其他权力，比如封授爵位。由此可见，英国女王的权力还是相当大的。但英国女王基本上是“统而不治”，也就是不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而是交给首相、大臣等管理。理论上来说，整个英国都是英国皇室的，女王不用交税，不用考驾照，也没人敢起诉她。那么为何英国女王不亲自参与国家的治理？这主要和英国的政体已经相当成熟有关，英国女王根本不用亲力亲为，国家就能治理的非常好了。
如果她乱掺和进来，反而可能坏事。英国女王的日常生活是非常接地气的，上世纪50年代BBC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王室家庭》，片中英国女王像一个普通妇女一样带着儿子购物，王室一家在闲暇之余也会来到湖边烧烤野营。由于二战的关系，日本天皇的权力要小于英国女王，基本上只拥有一些虚权，比如授予荣誉称号。日本天皇的工作比较单调，不是在签署公文，就是在接待来访的客人。
清末预备立宪为什么会师从日本与德国而非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
好问题。清末预备立宪之所以选择师从日本和德国，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政体更符合清政府的口味。先看日本。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亚洲国家战胜欧洲国家，对清朝触动很大。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经过分析之后，坚信根源在于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而俄国实行的是君主独裁。因此，大清国开始照搬日本的政体，开始狂飙突进的改革。
比如慈禧将立宪预备期确定为9年，远快于日本23年的立宪改革进程。再说德国。事实上，日本的立宪政体原本就是师法于德国。1909年，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见大清高级军事代表团时就毫不隐晦地建议：无论改革如何发展，大清的中央核心必须牢牢地将枪杆子抓在手里，这是维持安定团结的关键因素。可以看出，日本和德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强国，比英国这种老牌国家更有冲击力和吸引力，而且，他们的君主对军队的掌握也很对大清皇族的胃口。
所以在清末准备立宪的时候，我选择了师从日本和德国。必须承认，虽然这次君主立宪失败了，但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绝后”，在国际上也备受赞誉。其失败的原因不是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的进度太快太激进，最终导致失控。这一点，后人必须持一种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