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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不要教参不要习题课外书最好是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书籍有利

来源：整理 时间：2022-07-06 07:06:43 编辑：教育管理 手机版

1，不要教参不要习题课外书最好是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书籍有利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很赞。
你好！青铜时代的战争讲先秦的我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不要教参不要习题课外书最好是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书籍有利

2，何兹全的文集

《何兹全文集》六卷本，2006年7月1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卷：中国社会史论、第二卷：中国史综论、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第四卷：《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国文化六讲》、第五卷：《秦汉史略》《三国史》、第六卷：《爱国一书生》杂著等。

何兹全的文集

3，何兹全的文集

《何兹全文集》六卷本，2006年7月1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卷：中国社会史论、第二卷：中国史综论、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第四卷：《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国文化六讲》、第五卷：《秦汉史略》《三国史》、第六卷：《爱国一书生》杂著等。

何兹全的文集

4，如何更好了解三国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你这个问题是厚古薄今，开历史的倒车。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就是说现代人的学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专家学者学问肯定超过了民国大师。民国大师那点学问，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学过，而现在的科技知识，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那些大师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怎么能与现代专家学者比呢？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你这个问题是厚古薄今，开历史的倒车。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就是说现代人的学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专家学者学问肯定超过了民国大师。民国大师那点学问，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学过，而现在的科技知识，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那些大师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怎么能与现代专家学者比呢？造成两者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有没有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人无我有的这一文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作过精辟论述，其观点大致如下：1，从春秋时期起，我们区分民族的标准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不管什么人，只要肯接受华夏文化，就是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一家。戎、夷、狄、蛮因此逐渐华夏化。2，秦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文化统一，民族的统一。秦始皇灭六国，出现真正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国内的约五千万人口，大体已泯除了先秦的民族界限，融合为一个大汉民族。大家认同一个文化、一个国家。3，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就是分裂时期，一些割据的国君也都想由自己来统一，不愿意分裂。大有作为的皇帝更不愿一寸国土被人强占。4，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往往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即和友爱、和平、中庸思想结合一起的。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你这个问题是厚古薄今，开历史的倒车。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就是说现代人的学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专家学者学问肯定超过了民国大师。民国大师那点学问，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学过，而现在的科技知识，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那些大师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怎么能与现代专家学者比呢？造成两者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有没有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人无我有的这一文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作过精辟论述，其观点大致如下：1，从春秋时期起，我们区分民族的标准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不管什么人，只要肯接受华夏文化，就是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一家。戎、夷、狄、蛮因此逐渐华夏化。2，秦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文化统一，民族的统一。秦始皇灭六国，出现真正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国内的约五千万人口，大体已泯除了先秦的民族界限，融合为一个大汉民族。大家认同一个文化、一个国家。3，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就是分裂时期，一些割据的国君也都想由自己来统一，不愿意分裂。大有作为的皇帝更不愿一寸国土被人强占。4，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往往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即和友爱、和平、中庸思想结合一起的。三国时，小霸王孙策在其父孙坚死后，率领其父的旧部过江袭取江东，击败刘繇、王朗、严白虎等人，兼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建立霸业。甚至曹操在听说孙策的骁勇后，称赞“狮儿难与争锋”。在孙策死后，孙权上位，年纪轻轻的小将军成了一方霸主。在周瑜、张昭等人的辅助下，安定了内部，又接连取得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的胜利，击败了当时的头号枭雄曹操与刘备，进而保住了江东之地，于公元229年开国称帝，把父兄的霸业变为了帝业。在三国中孙权一般被称为“江东孙权”，当然孙权是以江东六郡作为根基，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就帝业，三分天下有其一。那么历史上的“江东”是现在的哪里呢？历史上的“江东”与现在的“江东”有所不同。现在的江东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江西九江以下，江南地区的东部（也包括安徽省和江苏省的部分江北地区）被称为江东。可以说现在的江东是中国的富饶之地，基本上各个GDP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国时的江东和现在江东有所不同。孙权坐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在古时指的是哪里呢？由于自江西九江至南京，长江向东北方向斜流，因此，此段以东地区称为江东。至于江东六郡，自然是属于这一区域，也即为长江下游江南一带。至于江东六郡，分别指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即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江西省泰和县西北）、庐江郡（郡治安徽省庐江县西，后移至安徽省潜山市）。下面为大家分析这六郡，为什么说孙权得此六郡便可称霸一方。其一，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主要包含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可以称之为吴越之地了，也即为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的所在地。而江东猛虎孙坚就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因此，对于吴郡来说，可以说是孙权家族的起家之地。东汉末年，孙坚乘乱而起决战天下的时候，他的弟弟孙静就集合乡里及宗族子弟五六百人跟随孙坚。孙氏宗族在孙策平定江东时也立功不少，孙静为孙策鞍前马后，征伐镇守。而江东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出自吴郡，比如凌操、凌统父子就是吴郡馀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其二，会稽郡。会稽郡是一个始于秦朝的郡，在设立之初，会稽郡的疆域非常辽阔，北至江苏省，南到福建省。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会稽郡的范围明显缩小。会稽郡的治所为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领十五县，其疆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今浙江省一带。其三，丹阳郡。汉末三国时期，丹阳郡的郡治在今南京市，而孙权称帝之后，也定都于此地。丹阳郡主要包含了江苏省的中部和安徽省的南部等地。而闻名天下的“丹阳兵”也出自于此，袁术曾经以“此地精兵辈出而闻名”来评价丹阳。而作为江东都城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为六朝古都的开始。其四，豫章郡（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市区），主要包含今江西省南昌市及其周边的市县。在汉末三国时期，豫章郡和吴郡、庐陵郡、会稽郡一样，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也即这几个郡都处在东吴势力的后方。在此基础上，这几个郡为东吴贡献了大量的人才和钱粮，支撑东吴和曹魏、蜀汉三分天下。其五，庐陵郡。公元200年，孙策分豫章郡设立庐陵郡，治所西昌县（在今江西省泰和城西北15千米处）。在汉末三国时期，庐陵郡、豫章郡这两个郡，包含了今江西省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其六，庐江郡。西汉高祖十年（前196）年七月，庐江郡设立，境内设舒县（治今庐江县城）。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庐江郡移治移至皖城（安徽省潜山市）。彼时，如同曹魏和东吴分别设立扬州一样，二者也分别设立了庐江郡。对于庐江郡来说，主要包含了今安徽省中部一带，也即合肥周边地区。在此基础上，庐江郡因为处在东吴和曹魏的交界地带，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比如石亭之战、合肥之战等战役，就爆发于该地区。因此，庐江郡和丹阳郡一样，聚集了东吴的重兵，以此抵抗强大的曹魏。综上，孙策留给孙权的江东六郡，主要包含了浙江、江西两省和上海市的全部地区，以及今江苏、安徽两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可以说是长江下游一带了。无疑是东吴势力的核心地区。在江东六郡的基础上，孙权偷袭关羽攻占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让东吴的疆域扩大今湖北、湖南一带，又通过收服交州一带的士燮，从而使今广东、广西等地也成为东吴的疆域。所以说孙权因有江东六郡，进而有实力成就霸业，成为与曹操、刘备并列的霸主。孙权自公元229年立国到280年东吴灭亡，前后共经历了52年，成为了三国中国祚最久的国家，也可看出江东确实兵精粮足，若不是当政者失德，绝非久居人下之地。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你这个问题是厚古薄今，开历史的倒车。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就是说现代人的学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专家学者学问肯定超过了民国大师。民国大师那点学问，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学过，而现在的科技知识，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那些大师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怎么能与现代专家学者比呢？造成两者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有没有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人无我有的这一文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作过精辟论述，其观点大致如下：1，从春秋时期起，我们区分民族的标准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不管什么人，只要肯接受华夏文化，就是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一家。戎、夷、狄、蛮因此逐渐华夏化。2，秦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文化统一，民族的统一。秦始皇灭六国，出现真正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国内的约五千万人口，大体已泯除了先秦的民族界限，融合为一个大汉民族。大家认同一个文化、一个国家。3，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就是分裂时期，一些割据的国君也都想由自己来统一，不愿意分裂。大有作为的皇帝更不愿一寸国土被人强占。4，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往往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即和友爱、和平、中庸思想结合一起的。三国时，小霸王孙策在其父孙坚死后，率领其父的旧部过江袭取江东，击败刘繇、王朗、严白虎等人，兼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建立霸业。甚至曹操在听说孙策的骁勇后，称赞“狮儿难与争锋”。在孙策死后，孙权上位，年纪轻轻的小将军成了一方霸主。在周瑜、张昭等人的辅助下，安定了内部，又接连取得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的胜利，击败了当时的头号枭雄曹操与刘备，进而保住了江东之地，于公元229年开国称帝，把父兄的霸业变为了帝业。在三国中孙权一般被称为“江东孙权”，当然孙权是以江东六郡作为根基，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就帝业，三分天下有其一。那么历史上的“江东”是现在的哪里呢？历史上的“江东”与现在的“江东”有所不同。现在的江东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江西九江以下，江南地区的东部（也包括安徽省和江苏省的部分江北地区）被称为江东。可以说现在的江东是中国的富饶之地，基本上各个GDP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国时的江东和现在江东有所不同。孙权坐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在古时指的是哪里呢？由于自江西九江至南京，长江向东北方向斜流，因此，此段以东地区称为江东。至于江东六郡，自然是属于这一区域，也即为长江下游江南一带。至于江东六郡，分别指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即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江西省泰和县西北）、庐江郡（郡治安徽省庐江县西，后移至安徽省潜山市）。下面为大家分析这六郡，为什么说孙权得此六郡便可称霸一方。其一，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主要包含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可以称之为吴越之地了，也即为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的所在地。而江东猛虎孙坚就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因此，对于吴郡来说，可以说是孙权家族的起家之地。东汉末年，孙坚乘乱而起决战天下的时候，他的弟弟孙静就集合乡里及宗族子弟五六百人跟随孙坚。孙氏宗族在孙策平定江东时也立功不少，孙静为孙策鞍前马后，征伐镇守。而江东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出自吴郡，比如凌操、凌统父子就是吴郡馀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其二，会稽郡。会稽郡是一个始于秦朝的郡，在设立之初，会稽郡的疆域非常辽阔，北至江苏省，南到福建省。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会稽郡的范围明显缩小。会稽郡的治所为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领十五县，其疆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今浙江省一带。其三，丹阳郡。汉末三国时期，丹阳郡的郡治在今南京市，而孙权称帝之后，也定都于此地。丹阳郡主要包含了江苏省的中部和安徽省的南部等地。而闻名天下的“丹阳兵”也出自于此，袁术曾经以“此地精兵辈出而闻名”来评价丹阳。而作为江东都城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为六朝古都的开始。其四，豫章郡（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市区），主要包含今江西省南昌市及其周边的市县。在汉末三国时期，豫章郡和吴郡、庐陵郡、会稽郡一样，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也即这几个郡都处在东吴势力的后方。在此基础上，这几个郡为东吴贡献了大量的人才和钱粮，支撑东吴和曹魏、蜀汉三分天下。其五，庐陵郡。公元200年，孙策分豫章郡设立庐陵郡，治所西昌县（在今江西省泰和城西北15千米处）。在汉末三国时期，庐陵郡、豫章郡这两个郡，包含了今江西省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其六，庐江郡。西汉高祖十年（前196）年七月，庐江郡设立，境内设舒县（治今庐江县城）。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庐江郡移治移至皖城（安徽省潜山市）。彼时，如同曹魏和东吴分别设立扬州一样，二者也分别设立了庐江郡。对于庐江郡来说，主要包含了今安徽省中部一带，也即合肥周边地区。在此基础上，庐江郡因为处在东吴和曹魏的交界地带，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比如石亭之战、合肥之战等战役，就爆发于该地区。因此，庐江郡和丹阳郡一样，聚集了东吴的重兵，以此抵抗强大的曹魏。综上，孙策留给孙权的江东六郡，主要包含了浙江、江西两省和上海市的全部地区，以及今江苏、安徽两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可以说是长江下游一带了。无疑是东吴势力的核心地区。在江东六郡的基础上，孙权偷袭关羽攻占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让东吴的疆域扩大今湖北、湖南一带，又通过收服交州一带的士燮，从而使今广东、广西等地也成为东吴的疆域。所以说孙权因有江东六郡，进而有实力成就霸业，成为与曹操、刘备并列的霸主。孙权自公元229年立国到280年东吴灭亡，前后共经历了52年，成为了三国中国祚最久的国家，也可看出江东确实兵精粮足，若不是当政者失德，绝非久居人下之地。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1][2]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6] ，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3]中文名王莽外文名Wang mang别名王巨君国籍(中国)西汉→新朝民族汉族出生地魏郡元城（今河北邯郸大名县）出生日期公元前45年逝世日期公元23年10月6日职业丞相、皇帝信仰王道礼教主要成就建立新朝、推行新政、王莽改制祖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平陵城年号始建国、天凤、地皇在位公元8年-公元23年享年69岁封地南阳新野史上十大著名篡位者人物生平 听语音早年经历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扶摇直上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汉成帝，愿把自己封邑的一部分分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建始十一年（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共6张王莽画像王莽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过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掌管皇宫的禁卫，成为九卿之一。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了扳到他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他的外戚——他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国（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期新都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4]大权在握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他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事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元始一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在假意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代汉建新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居摄”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遂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农历公元8年腊月），王莽时年54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4]推行改制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4]王莽改制时的钱币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始建国元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始建国次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常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地凤元年春三月乃成。始建国三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小国，先后臣服新朝。[4]反莽浪潮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11]赤眉绿林起义势力图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 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 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 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11]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失败被杀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5]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6]。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4][4][4][4]为政举措 听语音参见：王莽改革内容（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黎民百姓都分得了土地。共17张王莽钱币系列（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3）实行“五均六管”制，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山泽等。（4）改革币制。（5）改革中央机构，加强相权、兵权；重新划分郡县，更改地名。（6）改革少数民族名称、首领称号。评价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人物评价 听语音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古代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7]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近代胡适他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8]翦伯赞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8]黄仁宇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傅乐成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8]吕思勉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8]崔瑞德及鲁惟一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9]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8]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家族成员 听语音父亲新显王王曼后妃孝睦皇后王静烟（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史皇后史罗（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元妃李氏德妃宋氏丽嫔付氏桂嫔金氏此外，据《资治通鉴》记载，新朝亡覆之际，王莽除册立继后史氏之外，还同时册封了一百二十位没有记载姓名、位号的后宫妃嫔。儿子长子:隐太子王宇次子:戾太子王获第三子:新迁王王安第四子:统义阳缪王王临第五子:功脩公王兴第六子:功建公王匡女儿长女:孝平皇后王嬿,孝睦皇后所生,是汉平帝的皇后。次女:建宁公主王嬅第三女:遂宁公主王婕第四女:安康公主王妧第五女:太康公主王妌第六女:平昌公主王姵孙子功隆公王正:王获长子功明公王锦:王获次子功成公王康:王获第三子功崇公王方:王获第四子功昭公王世:王获第五子功著公王利:王获第六子孙女金城郡主:王妨,王获长女渭城郡主:王妁,王获次女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你这个问题是厚古薄今，开历史的倒车。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就是说现代人的学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专家学者学问肯定超过了民国大师。民国大师那点学问，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学过，而现在的科技知识，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那些大师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怎么能与现代专家学者比呢？造成两者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有没有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人无我有的这一文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作过精辟论述，其观点大致如下：1，从春秋时期起，我们区分民族的标准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不管什么人，只要肯接受华夏文化，就是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一家。戎、夷、狄、蛮因此逐渐华夏化。2，秦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文化统一，民族的统一。秦始皇灭六国，出现真正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国内的约五千万人口，大体已泯除了先秦的民族界限，融合为一个大汉民族。大家认同一个文化、一个国家。3，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就是分裂时期，一些割据的国君也都想由自己来统一，不愿意分裂。大有作为的皇帝更不愿一寸国土被人强占。4，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往往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即和友爱、和平、中庸思想结合一起的。三国时，小霸王孙策在其父孙坚死后，率领其父的旧部过江袭取江东，击败刘繇、王朗、严白虎等人，兼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建立霸业。甚至曹操在听说孙策的骁勇后，称赞“狮儿难与争锋”。在孙策死后，孙权上位，年纪轻轻的小将军成了一方霸主。在周瑜、张昭等人的辅助下，安定了内部，又接连取得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的胜利，击败了当时的头号枭雄曹操与刘备，进而保住了江东之地，于公元229年开国称帝，把父兄的霸业变为了帝业。在三国中孙权一般被称为“江东孙权”，当然孙权是以江东六郡作为根基，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就帝业，三分天下有其一。那么历史上的“江东”是现在的哪里呢？历史上的“江东”与现在的“江东”有所不同。现在的江东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江西九江以下，江南地区的东部（也包括安徽省和江苏省的部分江北地区）被称为江东。可以说现在的江东是中国的富饶之地，基本上各个GDP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国时的江东和现在江东有所不同。孙权坐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在古时指的是哪里呢？由于自江西九江至南京，长江向东北方向斜流，因此，此段以东地区称为江东。至于江东六郡，自然是属于这一区域，也即为长江下游江南一带。至于江东六郡，分别指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即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江西省泰和县西北）、庐江郡（郡治安徽省庐江县西，后移至安徽省潜山市）。下面为大家分析这六郡，为什么说孙权得此六郡便可称霸一方。其一，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主要包含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可以称之为吴越之地了，也即为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的所在地。而江东猛虎孙坚就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因此，对于吴郡来说，可以说是孙权家族的起家之地。东汉末年，孙坚乘乱而起决战天下的时候，他的弟弟孙静就集合乡里及宗族子弟五六百人跟随孙坚。孙氏宗族在孙策平定江东时也立功不少，孙静为孙策鞍前马后，征伐镇守。而江东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出自吴郡，比如凌操、凌统父子就是吴郡馀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其二，会稽郡。会稽郡是一个始于秦朝的郡，在设立之初，会稽郡的疆域非常辽阔，北至江苏省，南到福建省。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会稽郡的范围明显缩小。会稽郡的治所为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领十五县，其疆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今浙江省一带。其三，丹阳郡。汉末三国时期，丹阳郡的郡治在今南京市，而孙权称帝之后，也定都于此地。丹阳郡主要包含了江苏省的中部和安徽省的南部等地。而闻名天下的“丹阳兵”也出自于此，袁术曾经以“此地精兵辈出而闻名”来评价丹阳。而作为江东都城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为六朝古都的开始。其四，豫章郡（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市区），主要包含今江西省南昌市及其周边的市县。在汉末三国时期，豫章郡和吴郡、庐陵郡、会稽郡一样，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也即这几个郡都处在东吴势力的后方。在此基础上，这几个郡为东吴贡献了大量的人才和钱粮，支撑东吴和曹魏、蜀汉三分天下。其五，庐陵郡。公元200年，孙策分豫章郡设立庐陵郡，治所西昌县（在今江西省泰和城西北15千米处）。在汉末三国时期，庐陵郡、豫章郡这两个郡，包含了今江西省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其六，庐江郡。西汉高祖十年（前196）年七月，庐江郡设立，境内设舒县（治今庐江县城）。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庐江郡移治移至皖城（安徽省潜山市）。彼时，如同曹魏和东吴分别设立扬州一样，二者也分别设立了庐江郡。对于庐江郡来说，主要包含了今安徽省中部一带，也即合肥周边地区。在此基础上，庐江郡因为处在东吴和曹魏的交界地带，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比如石亭之战、合肥之战等战役，就爆发于该地区。因此，庐江郡和丹阳郡一样，聚集了东吴的重兵，以此抵抗强大的曹魏。综上，孙策留给孙权的江东六郡，主要包含了浙江、江西两省和上海市的全部地区，以及今江苏、安徽两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可以说是长江下游一带了。无疑是东吴势力的核心地区。在江东六郡的基础上，孙权偷袭关羽攻占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让东吴的疆域扩大今湖北、湖南一带，又通过收服交州一带的士燮，从而使今广东、广西等地也成为东吴的疆域。所以说孙权因有江东六郡，进而有实力成就霸业，成为与曹操、刘备并列的霸主。孙权自公元229年立国到280年东吴灭亡，前后共经历了52年，成为了三国中国祚最久的国家，也可看出江东确实兵精粮足，若不是当政者失德，绝非久居人下之地。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1][2]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6] ，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3]中文名王莽外文名Wang mang别名王巨君国籍(中国)西汉→新朝民族汉族出生地魏郡元城（今河北邯郸大名县）出生日期公元前45年逝世日期公元23年10月6日职业丞相、皇帝信仰王道礼教主要成就建立新朝、推行新政、王莽改制祖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平陵城年号始建国、天凤、地皇在位公元8年-公元23年享年69岁封地南阳新野史上十大著名篡位者人物生平 听语音早年经历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扶摇直上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汉成帝，愿把自己封邑的一部分分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建始十一年（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共6张王莽画像王莽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过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掌管皇宫的禁卫，成为九卿之一。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了扳到他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他的外戚——他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国（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期新都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4]大权在握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他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事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元始一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在假意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代汉建新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居摄”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遂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农历公元8年腊月），王莽时年54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4]推行改制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4]王莽改制时的钱币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始建国元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始建国次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常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地凤元年春三月乃成。始建国三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小国，先后臣服新朝。[4]反莽浪潮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11]赤眉绿林起义势力图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 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 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 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11]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失败被杀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5]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6]。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4][4][4][4]为政举措 听语音参见：王莽改革内容（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黎民百姓都分得了土地。共17张王莽钱币系列（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3）实行“五均六管”制，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山泽等。（4）改革币制。（5）改革中央机构，加强相权、兵权；重新划分郡县，更改地名。（6）改革少数民族名称、首领称号。评价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人物评价 听语音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古代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7]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近代胡适他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8]翦伯赞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8]黄仁宇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傅乐成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8]吕思勉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8]崔瑞德及鲁惟一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9]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8]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家族成员 听语音父亲新显王王曼后妃孝睦皇后王静烟（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史皇后史罗（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元妃李氏德妃宋氏丽嫔付氏桂嫔金氏此外，据《资治通鉴》记载，新朝亡覆之际，王莽除册立继后史氏之外，还同时册封了一百二十位没有记载姓名、位号的后宫妃嫔。儿子长子:隐太子王宇次子:戾太子王获第三子:新迁王王安第四子:统义阳缪王王临第五子:功脩公王兴第六子:功建公王匡女儿长女:孝平皇后王嬿,孝睦皇后所生,是汉平帝的皇后。次女:建宁公主王嬅第三女:遂宁公主王婕第四女:安康公主王妧第五女:太康公主王妌第六女:平昌公主王姵孙子功隆公王正:王获长子功明公王锦:王获次子功成公王康:王获第三子功崇公王方:王获第四子功昭公王世:王获第五子功著公王利:王获第六子孙女金城郡主:王妨,王获长女渭城郡主:王妁,王获次女现实不是玩游戏，不是特别厉害的人你派去没什么用，而且是中央派去的，地方上总要给点面子，这种人去了是 添乱。如果特别厉害的，先要考虑和关羽合不合得来，合不来，去了就是让他们内斗。如果合得来也要考虑是1+1大于1还是小于1，有的人合作能互补，有的人两个关系好，却互相谦让反而坏大事。所以能派去合适的森很难，没明确人选，多一事反倒不如少一事。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你这个问题是厚古薄今，开历史的倒车。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就是说现代人的学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专家学者学问肯定超过了民国大师。民国大师那点学问，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学过，而现在的科技知识，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那些大师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怎么能与现代专家学者比呢？造成两者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有没有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人无我有的这一文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作过精辟论述，其观点大致如下：1，从春秋时期起，我们区分民族的标准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不管什么人，只要肯接受华夏文化，就是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一家。戎、夷、狄、蛮因此逐渐华夏化。2，秦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文化统一，民族的统一。秦始皇灭六国，出现真正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国内的约五千万人口，大体已泯除了先秦的民族界限，融合为一个大汉民族。大家认同一个文化、一个国家。3，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就是分裂时期，一些割据的国君也都想由自己来统一，不愿意分裂。大有作为的皇帝更不愿一寸国土被人强占。4，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往往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即和友爱、和平、中庸思想结合一起的。三国时，小霸王孙策在其父孙坚死后，率领其父的旧部过江袭取江东，击败刘繇、王朗、严白虎等人，兼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建立霸业。甚至曹操在听说孙策的骁勇后，称赞“狮儿难与争锋”。在孙策死后，孙权上位，年纪轻轻的小将军成了一方霸主。在周瑜、张昭等人的辅助下，安定了内部，又接连取得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的胜利，击败了当时的头号枭雄曹操与刘备，进而保住了江东之地，于公元229年开国称帝，把父兄的霸业变为了帝业。在三国中孙权一般被称为“江东孙权”，当然孙权是以江东六郡作为根基，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就帝业，三分天下有其一。那么历史上的“江东”是现在的哪里呢？历史上的“江东”与现在的“江东”有所不同。现在的江东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江西九江以下，江南地区的东部（也包括安徽省和江苏省的部分江北地区）被称为江东。可以说现在的江东是中国的富饶之地，基本上各个GDP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国时的江东和现在江东有所不同。孙权坐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在古时指的是哪里呢？由于自江西九江至南京，长江向东北方向斜流，因此，此段以东地区称为江东。至于江东六郡，自然是属于这一区域，也即为长江下游江南一带。至于江东六郡，分别指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即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江西省泰和县西北）、庐江郡（郡治安徽省庐江县西，后移至安徽省潜山市）。下面为大家分析这六郡，为什么说孙权得此六郡便可称霸一方。其一，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主要包含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可以称之为吴越之地了，也即为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的所在地。而江东猛虎孙坚就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因此，对于吴郡来说，可以说是孙权家族的起家之地。东汉末年，孙坚乘乱而起决战天下的时候，他的弟弟孙静就集合乡里及宗族子弟五六百人跟随孙坚。孙氏宗族在孙策平定江东时也立功不少，孙静为孙策鞍前马后，征伐镇守。而江东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出自吴郡，比如凌操、凌统父子就是吴郡馀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其二，会稽郡。会稽郡是一个始于秦朝的郡，在设立之初，会稽郡的疆域非常辽阔，北至江苏省，南到福建省。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会稽郡的范围明显缩小。会稽郡的治所为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领十五县，其疆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今浙江省一带。其三，丹阳郡。汉末三国时期，丹阳郡的郡治在今南京市，而孙权称帝之后，也定都于此地。丹阳郡主要包含了江苏省的中部和安徽省的南部等地。而闻名天下的“丹阳兵”也出自于此，袁术曾经以“此地精兵辈出而闻名”来评价丹阳。而作为江东都城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为六朝古都的开始。其四，豫章郡（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市区），主要包含今江西省南昌市及其周边的市县。在汉末三国时期，豫章郡和吴郡、庐陵郡、会稽郡一样，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也即这几个郡都处在东吴势力的后方。在此基础上，这几个郡为东吴贡献了大量的人才和钱粮，支撑东吴和曹魏、蜀汉三分天下。其五，庐陵郡。公元200年，孙策分豫章郡设立庐陵郡，治所西昌县（在今江西省泰和城西北15千米处）。在汉末三国时期，庐陵郡、豫章郡这两个郡，包含了今江西省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其六，庐江郡。西汉高祖十年（前196）年七月，庐江郡设立，境内设舒县（治今庐江县城）。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庐江郡移治移至皖城（安徽省潜山市）。彼时，如同曹魏和东吴分别设立扬州一样，二者也分别设立了庐江郡。对于庐江郡来说，主要包含了今安徽省中部一带，也即合肥周边地区。在此基础上，庐江郡因为处在东吴和曹魏的交界地带，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比如石亭之战、合肥之战等战役，就爆发于该地区。因此，庐江郡和丹阳郡一样，聚集了东吴的重兵，以此抵抗强大的曹魏。综上，孙策留给孙权的江东六郡，主要包含了浙江、江西两省和上海市的全部地区，以及今江苏、安徽两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可以说是长江下游一带了。无疑是东吴势力的核心地区。在江东六郡的基础上，孙权偷袭关羽攻占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让东吴的疆域扩大今湖北、湖南一带，又通过收服交州一带的士燮，从而使今广东、广西等地也成为东吴的疆域。所以说孙权因有江东六郡，进而有实力成就霸业，成为与曹操、刘备并列的霸主。孙权自公元229年立国到280年东吴灭亡，前后共经历了52年，成为了三国中国祚最久的国家，也可看出江东确实兵精粮足，若不是当政者失德，绝非久居人下之地。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1][2]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6] ，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3]中文名王莽外文名Wang mang别名王巨君国籍(中国)西汉→新朝民族汉族出生地魏郡元城（今河北邯郸大名县）出生日期公元前45年逝世日期公元23年10月6日职业丞相、皇帝信仰王道礼教主要成就建立新朝、推行新政、王莽改制祖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平陵城年号始建国、天凤、地皇在位公元8年-公元23年享年69岁封地南阳新野史上十大著名篡位者人物生平 听语音早年经历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扶摇直上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汉成帝，愿把自己封邑的一部分分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建始十一年（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共6张王莽画像王莽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过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掌管皇宫的禁卫，成为九卿之一。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了扳到他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他的外戚——他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国（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期新都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4]大权在握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他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事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元始一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在假意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代汉建新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居摄”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遂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农历公元8年腊月），王莽时年54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4]推行改制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4]王莽改制时的钱币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始建国元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始建国次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常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地凤元年春三月乃成。始建国三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小国，先后臣服新朝。[4]反莽浪潮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11]赤眉绿林起义势力图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 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 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 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11]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失败被杀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5]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6]。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4][4][4][4]为政举措 听语音参见：王莽改革内容（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黎民百姓都分得了土地。共17张王莽钱币系列（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3）实行“五均六管”制，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山泽等。（4）改革币制。（5）改革中央机构，加强相权、兵权；重新划分郡县，更改地名。（6）改革少数民族名称、首领称号。评价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人物评价 听语音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古代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7]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近代胡适他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8]翦伯赞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8]黄仁宇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傅乐成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8]吕思勉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8]崔瑞德及鲁惟一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9]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8]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家族成员 听语音父亲新显王王曼后妃孝睦皇后王静烟（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史皇后史罗（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元妃李氏德妃宋氏丽嫔付氏桂嫔金氏此外，据《资治通鉴》记载，新朝亡覆之际，王莽除册立继后史氏之外，还同时册封了一百二十位没有记载姓名、位号的后宫妃嫔。儿子长子:隐太子王宇次子:戾太子王获第三子:新迁王王安第四子:统义阳缪王王临第五子:功脩公王兴第六子:功建公王匡女儿长女:孝平皇后王嬿,孝睦皇后所生,是汉平帝的皇后。次女:建宁公主王嬅第三女:遂宁公主王婕第四女:安康公主王妧第五女:太康公主王妌第六女:平昌公主王姵孙子功隆公王正:王获长子功明公王锦:王获次子功成公王康:王获第三子功崇公王方:王获第四子功昭公王世:王获第五子功著公王利:王获第六子孙女金城郡主:王妨,王获长女渭城郡主:王妁,王获次女现实不是玩游戏，不是特别厉害的人你派去没什么用，而且是中央派去的，地方上总要给点面子，这种人去了是 添乱。如果特别厉害的，先要考虑和关羽合不合得来，合不来，去了就是让他们内斗。如果合得来也要考虑是1+1大于1还是小于1，有的人合作能互补，有的人两个关系好，却互相谦让反而坏大事。所以能派去合适的森很难，没明确人选，多一事反倒不如少一事。《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有武侯自述背书，卧龙名号佐证，在没有任何初始典藉或文物认证诸葛亮躬耕地确切位置的背景下，南阳卧龙岗作为诸葛亮躬耕地，较之历史上从未归属南阳或古南阳郡的襄阳隆中更有说服力；历代颂扬躬耕地的诗词歌赋，与南阳卧龙岗相关联者数倍于襄阳古隆中即是旁证。(襄阳古隆中是砌庙拜神之作)相应地，襄阳(古)隆中做为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命名、出现于十七世纪中叶(清康熙年间)的诸葛亮故居及襄阳说力挺的躬耕地，其文物价值远逊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但其文化传承和纪念意义与南阳卧龙岗相比不遑多让；两处“躬耕地”争议数百年，相映成趣，为三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两地共同晋身国保单位及AAAA级风景名胜区即是例证。遗憾的是做为争议一方的襄阳说者，为地域私利，罔顾争议事实，企图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招式独占躬耕地名头：一、称亮家在襄阳隆中(事实：①诸葛亮生前根本不知隆中为何；陈寿《三国志》通篇无隆中二字出现。②王隐《蜀记》最早记述亮故宅隆中在沔之阳，与襄阳无关；③襄阳说源头、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号曰(听人说)的亮家隆中既在南阳之邓县，又在汉水南岸，与沔之阳矛盾，又与自己认可的自汉以北为南阳前后龃龉，不足为信。)二、声称古南阳郡管辖今襄阳隆中(事实：①习凿齿《汉晋春秋》：自汉以北为南阳，自汉以南为南郡；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初，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隆中在汉水南，归襄阳)。三、由以上一、二步做铺垫，推理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躬耕地即为襄阳隆中(逻辑BUG：为什么不可以指同属汉末南阳郡的南阳武侯祠或其它地方？神逻辑嘛！你襄阳说是武大郎开店么)。这就是历代襄阳说者穷经皓首、用习凿齿的亮家……号曰隆中生硬粘合躬耕于南阳的大致过程，其间种种移花接木的证据拼接，令人叹为观止。说回正题。襄阳说的软肋之一就是权威史籍、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初，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一语，点明了隆中归属曹操设立的襄阳郡而非南阳郡，直接打脸襄阳说学者躬耕南阳即襄阳隆中的论调，踩到了襄阳说痛脚，而襄阳说学者又不敢把权威史藉里不利己方观点的记述习惯性地扣之以伪造”罪名（恐贻笑世人)，于是便有了襄阳说信徒、襄樊学者丁宝斋先生引述《资治通鉴》初，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一语时隐去襄阳二字后，拿来为襄阳说背书的尴尬笑话。还是这位丁仁兄，在他主编的《隆中志》第101页收录有唐代胡曾的一首诗《隆中山》，诗词内容如下：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此诗来源何处？笔者查阅《全唐诗》，在卷647-28也找到一篇胡曾的诗《咏史诗·南阳》，诗词内容仍然是：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这首《全唐诗》里胡曾《咏史诗·南阳》和《隆中志》里胡曾《隆中山》是同一首诗呀，怎么题目变了？原来胡曾咏南阳(武侯祠)的著名诗作，被丁先生以另一个名字收进自己主编的《隆中志》了。惊喜不惊喜？看官自己品味吧。另一著名糗事，是襄阳说盲从者诬指存世几百年的武穆手书前后《出师表》所题跋文，系南阳先人伪造(跋云：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祠内。……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鬰耳。岳飞并识)。讽刺的是，跋文和正文一体的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武穆手书碑刻，被襄阳方面去掉跋文并复刻后，安放在古隆中(古迹克隆中心不只是说说而己)。用自己打假过的碑刻来证明自己正统，匪夷所思。做着冒名顶替之事，又竭力幻化为正主，再声色俱厉打压受害者。断章取义、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吃干抹净、赢者全拿，历代襄阳说学者这思维、演技恐怕连岳掌门都只能甘败下风。窥斑知豹，襄阳说学者的隆中沙文主义思维，在此事例上又活色生香了一番。”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湖北人顾嘉蘅在南阳知府任上写于南阳卧龙岗的骑墙联，神助推襄阳说声势；襄阳人见猎心喜，南阳人徒呼负负，诸葛庐一声叹息。躬耕南阳做为华夏文明史璀璨印记，千百年来深入人心。某地试图把南阳诸葛庐劫持到古隆中博古架上，大抵是南柯一梦。关于襄阳古隆中地区在东汉时的归属，东晋襄阳人习凿齿云”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可见古隆中在东汉南郡地盘上，与“躬耕于南阳”无涉。东汉“天下第一大郡”南阳郡又称”南都”、”帝乡”，南阳城（宛）是当时规模仅次于洛阳的政经文化大都会。李白《南都行》将其描述为“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反观东汉襄阳城，在荆州末代刺史刘表于189年自汉寿移驻之前，是一座小县城，在刘表移驻的短短二十年，襄阳做为荆州行政、军事总部，社会相对安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在经济、文化方面仍应是乏善可陈，北方名士至荆州避乱者众、投表者无，即是明证。荆州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域概念，投荆州刘表并不意味着定居襄阳。刘备投了荆州刘表，驻荆州南阳郡新野；诸葛亮随叔父玄投荆州刘表，自述“躬耕于南阳”。这些是正史记载有据可查的，襄阳说者没法改变，只能找一些野史、民史杜撰的诸葛亮师友司马徽、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人（均为到荆州避乱的北方人）在襄阳活动交游的桥段，给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做铺垫。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开始，襄阳民史、民间故事历经数百年，编织了一个细密的诸葛亮”襄阳朋友圈”，朴实的襄阳老乡把故事当成正史到处宣扬，确实够乡愿。南阳北紫山有凤雏台遗址，相传为襄阳人庞统师从水镜先生时居住生活之地。襄阳说者和襄阳老乡不妨去凭吊一下，再慎终思远一番，只是别再克隆到襄阳当原版宣传就好。(文明跟贴，理性思辨！)
日落而息和“过午不食”是我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和传统的理念，普通百姓一天两餐的习惯也就继承和传承了几千年，正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当然，无论哪个朝代的贵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毕竟阶级成分不同。据考证，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经相当不错了，稻米十元以及这猪肉等等家禽已经摆上餐桌，上流社会和工商业户，在衣食住行上还是十分讲究的，可民间百姓和前朝元代币已经是人上人。（明朝的日常百姓生活）我们不妨看明万历末年老百姓生活情景：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万历时期情景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戍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魚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内、只鸭钱六七文，斗盐十文，百般平易。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内容：我出生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末年，父母那时候二十三岁，四方安居乐业，且我家住在靠海的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购买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买一斤鱼才一二文钱，买十颗槟榔只需要二文钱，鸡和鸭六七文，盐十文，有很多交易方式。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后期，老百姓不但丰衣足食且又安居乐业。物价平稳，农副业十分充足，油盐酱醋柴，可以平等自由交易。（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再看工商业等其它描述：穷者幸托安生，差差徭省，赋役轻，十米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远胜于汉武唐宗，是为圣君……穷人生活在这个年代，感到非常的幸福。各种徭役都取消了，缴纳的赋税也很少。一石稻米才一千文钱，每年两次成熟。 农民们都能吃饱饭，文人墨客们能够安心做文章。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谋生渠道，非常的幸福。（明代百姓的副业）通过上面的介绍，无论是上流贵族社会团体，还是工商业的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不难看出他们对那时的生活是满意的。至于明代百姓一日几餐，这个问题也是与现在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区别和差距，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来确定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在明朝的末年，必然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动荡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图片来自网络）请关注头条号~日尧居k古史，相互分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欢迎期盼网友们评论留言吐槽。你这个问题是厚古薄今，开历史的倒车。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就是说现代人的学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专家学者学问肯定超过了民国大师。民国大师那点学问，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学过，而现在的科技知识，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那些大师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怎么能与现代专家学者比呢？造成两者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有没有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人无我有的这一文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作过精辟论述，其观点大致如下：1，从春秋时期起，我们区分民族的标准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不管什么人，只要肯接受华夏文化，就是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一家。戎、夷、狄、蛮因此逐渐华夏化。2，秦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文化统一，民族的统一。秦始皇灭六国，出现真正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国内的约五千万人口，大体已泯除了先秦的民族界限，融合为一个大汉民族。大家认同一个文化、一个国家。3，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就是分裂时期，一些割据的国君也都想由自己来统一，不愿意分裂。大有作为的皇帝更不愿一寸国土被人强占。4，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思想往往是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一起的，即和友爱、和平、中庸思想结合一起的。三国时，小霸王孙策在其父孙坚死后，率领其父的旧部过江袭取江东，击败刘繇、王朗、严白虎等人，兼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建立霸业。甚至曹操在听说孙策的骁勇后，称赞“狮儿难与争锋”。在孙策死后，孙权上位，年纪轻轻的小将军成了一方霸主。在周瑜、张昭等人的辅助下，安定了内部，又接连取得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的胜利，击败了当时的头号枭雄曹操与刘备，进而保住了江东之地，于公元229年开国称帝，把父兄的霸业变为了帝业。在三国中孙权一般被称为“江东孙权”，当然孙权是以江东六郡作为根基，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就帝业，三分天下有其一。那么历史上的“江东”是现在的哪里呢？历史上的“江东”与现在的“江东”有所不同。现在的江东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江西九江以下，江南地区的东部（也包括安徽省和江苏省的部分江北地区）被称为江东。可以说现在的江东是中国的富饶之地，基本上各个GDP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国时的江东和现在江东有所不同。孙权坐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在古时指的是哪里呢？由于自江西九江至南京，长江向东北方向斜流，因此，此段以东地区称为江东。至于江东六郡，自然是属于这一区域，也即为长江下游江南一带。至于江东六郡，分别指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即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江西省泰和县西北）、庐江郡（郡治安徽省庐江县西，后移至安徽省潜山市）。下面为大家分析这六郡，为什么说孙权得此六郡便可称霸一方。其一，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主要包含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可以称之为吴越之地了，也即为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的所在地。而江东猛虎孙坚就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因此，对于吴郡来说，可以说是孙权家族的起家之地。东汉末年，孙坚乘乱而起决战天下的时候，他的弟弟孙静就集合乡里及宗族子弟五六百人跟随孙坚。孙氏宗族在孙策平定江东时也立功不少，孙静为孙策鞍前马后，征伐镇守。而江东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出自吴郡，比如凌操、凌统父子就是吴郡馀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其二，会稽郡。会稽郡是一个始于秦朝的郡，在设立之初，会稽郡的疆域非常辽阔，北至江苏省，南到福建省。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会稽郡的范围明显缩小。会稽郡的治所为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领十五县，其疆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今浙江省一带。其三，丹阳郡。汉末三国时期，丹阳郡的郡治在今南京市，而孙权称帝之后，也定都于此地。丹阳郡主要包含了江苏省的中部和安徽省的南部等地。而闻名天下的“丹阳兵”也出自于此，袁术曾经以“此地精兵辈出而闻名”来评价丹阳。而作为江东都城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为六朝古都的开始。其四，豫章郡（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市区），主要包含今江西省南昌市及其周边的市县。在汉末三国时期，豫章郡和吴郡、庐陵郡、会稽郡一样，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也即这几个郡都处在东吴势力的后方。在此基础上，这几个郡为东吴贡献了大量的人才和钱粮，支撑东吴和曹魏、蜀汉三分天下。其五，庐陵郡。公元200年，孙策分豫章郡设立庐陵郡，治所西昌县（在今江西省泰和城西北15千米处）。在汉末三国时期，庐陵郡、豫章郡这两个郡，包含了今江西省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其六，庐江郡。西汉高祖十年（前196）年七月，庐江郡设立，境内设舒县（治今庐江县城）。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庐江郡移治移至皖城（安徽省潜山市）。彼时，如同曹魏和东吴分别设立扬州一样，二者也分别设立了庐江郡。对于庐江郡来说，主要包含了今安徽省中部一带，也即合肥周边地区。在此基础上，庐江郡因为处在东吴和曹魏的交界地带，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比如石亭之战、合肥之战等战役，就爆发于该地区。因此，庐江郡和丹阳郡一样，聚集了东吴的重兵，以此抵抗强大的曹魏。综上，孙策留给孙权的江东六郡，主要包含了浙江、江西两省和上海市的全部地区，以及今江苏、安徽两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可以说是长江下游一带了。无疑是东吴势力的核心地区。在江东六郡的基础上，孙权偷袭关羽攻占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让东吴的疆域扩大今湖北、湖南一带，又通过收服交州一带的士燮，从而使今广东、广西等地也成为东吴的疆域。所以说孙权因有江东六郡，进而有实力成就霸业，成为与曹操、刘备并列的霸主。孙权自公元229年立国到280年东吴灭亡，前后共经历了52年，成为了三国中国祚最久的国家，也可看出江东确实兵精粮足，若不是当政者失德，绝非久居人下之地。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1][2]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6] ，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3]中文名王莽外文名Wang mang别名王巨君国籍(中国)西汉→新朝民族汉族出生地魏郡元城（今河北邯郸大名县）出生日期公元前45年逝世日期公元23年10月6日职业丞相、皇帝信仰王道礼教主要成就建立新朝、推行新政、王莽改制祖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平陵城年号始建国、天凤、地皇在位公元8年-公元23年享年69岁封地南阳新野史上十大著名篡位者人物生平 听语音早年经历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扶摇直上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汉成帝，愿把自己封邑的一部分分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建始十一年（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共6张王莽画像王莽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过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掌管皇宫的禁卫，成为九卿之一。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了扳到他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他的外戚——他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国（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期新都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4]大权在握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他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事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元始一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在假意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代汉建新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居摄”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遂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农历公元8年腊月），王莽时年54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4]推行改制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4]王莽改制时的钱币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始建国元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始建国次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常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地凤元年春三月乃成。始建国三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小国，先后臣服新朝。[4]反莽浪潮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11]赤眉绿林起义势力图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 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 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 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11]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失败被杀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5]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6]。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4][4][4][4]为政举措 听语音参见：王莽改革内容（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黎民百姓都分得了土地。共17张王莽钱币系列（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3）实行“五均六管”制，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山泽等。（4）改革币制。（5）改革中央机构，加强相权、兵权；重新划分郡县，更改地名。（6）改革少数民族名称、首领称号。评价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人物评价 听语音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古代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7]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近代胡适他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8]翦伯赞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8]黄仁宇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傅乐成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8]吕思勉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8]崔瑞德及鲁惟一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9]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8]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家族成员 听语音父亲新显王王曼后妃孝睦皇后王静烟（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史皇后史罗（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元妃李氏德妃宋氏丽嫔付氏桂嫔金氏此外，据《资治通鉴》记载，新朝亡覆之际，王莽除册立继后史氏之外，还同时册封了一百二十位没有记载姓名、位号的后宫妃嫔。儿子长子:隐太子王宇次子:戾太子王获第三子:新迁王王安第四子:统义阳缪王王临第五子:功脩公王兴第六子:功建公王匡女儿长女:孝平皇后王嬿,孝睦皇后所生,是汉平帝的皇后。次女:建宁公主王嬅第三女:遂宁公主王婕第四女:安康公主王妧第五女:太康公主王妌第六女:平昌公主王姵孙子功隆公王正:王获长子功明公王锦:王获次子功成公王康:王获第三子功崇公王方:王获第四子功昭公王世:王获第五子功著公王利:王获第六子孙女金城郡主:王妨,王获长女渭城郡主:王妁,王获次女现实不是玩游戏，不是特别厉害的人你派去没什么用，而且是中央派去的，地方上总要给点面子，这种人去了是 添乱。如果特别厉害的，先要考虑和关羽合不合得来，合不来，去了就是让他们内斗。如果合得来也要考虑是1+1大于1还是小于1，有的人合作能互补，有的人两个关系好，却互相谦让反而坏大事。所以能派去合适的森很难，没明确人选，多一事反倒不如少一事。《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有武侯自述背书，卧龙名号佐证，在没有任何初始典藉或文物认证诸葛亮躬耕地确切位置的背景下，南阳卧龙岗作为诸葛亮躬耕地，较之历史上从未归属南阳或古南阳郡的襄阳隆中更有说服力；历代颂扬躬耕地的诗词歌赋，与南阳卧龙岗相关联者数倍于襄阳古隆中即是旁证。(襄阳古隆中是砌庙拜神之作)相应地，襄阳(古)隆中做为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命名、出现于十七世纪中叶(清康熙年间)的诸葛亮故居及襄阳说力挺的躬耕地，其文物价值远逊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但其文化传承和纪念意义与南阳卧龙岗相比不遑多让；两处“躬耕地”争议数百年，相映成趣，为三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两地共同晋身国保单位及AAAA级风景名胜区即是例证。遗憾的是做为争议一方的襄阳说者，为地域私利，罔顾争议事实，企图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招式独占躬耕地名头：一、称亮家在襄阳隆中(事实：①诸葛亮生前根本不知隆中为何；陈寿《三国志》通篇无隆中二字出现。②王隐《蜀记》最早记述亮故宅隆中在沔之阳，与襄阳无关；③襄阳说源头、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号曰(听人说)的亮家隆中既在南阳之邓县，又在汉水南岸，与沔之阳矛盾，又与自己认可的自汉以北为南阳前后龃龉，不足为信。)二、声称古南阳郡管辖今襄阳隆中(事实：①习凿齿《汉晋春秋》：自汉以北为南阳，自汉以南为南郡；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初，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隆中在汉水南，归襄阳)。三、由以上一、二步做铺垫，推理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躬耕地即为襄阳隆中(逻辑BUG：为什么不可以指同属汉末南阳郡的南阳武侯祠或其它地方？神逻辑嘛！你襄阳说是武大郎开店么)。这就是历代襄阳说者穷经皓首、用习凿齿的亮家……号曰隆中生硬粘合躬耕于南阳的大致过程，其间种种移花接木的证据拼接，令人叹为观止。说回正题。襄阳说的软肋之一就是权威史籍、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初，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一语，点明了隆中归属曹操设立的襄阳郡而非南阳郡，直接打脸襄阳说学者躬耕南阳即襄阳隆中的论调，踩到了襄阳说痛脚，而襄阳说学者又不敢把权威史藉里不利己方观点的记述习惯性地扣之以伪造”罪名（恐贻笑世人)，于是便有了襄阳说信徒、襄樊学者丁宝斋先生引述《资治通鉴》初，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一语时隐去襄阳二字后，拿来为襄阳说背书的尴尬笑话。还是这位丁仁兄，在他主编的《隆中志》第101页收录有唐代胡曾的一首诗《隆中山》，诗词内容如下：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此诗来源何处？笔者查阅《全唐诗》，在卷647-28也找到一篇胡曾的诗《咏史诗·南阳》，诗词内容仍然是：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这首《全唐诗》里胡曾《咏史诗·南阳》和《隆中志》里胡曾《隆中山》是同一首诗呀，怎么题目变了？原来胡曾咏南阳(武侯祠)的著名诗作，被丁先生以另一个名字收进自己主编的《隆中志》了。惊喜不惊喜？看官自己品味吧。另一著名糗事，是襄阳说盲从者诬指存世几百年的武穆手书前后《出师表》所题跋文，系南阳先人伪造(跋云：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祠内。……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鬰耳。岳飞并识)。讽刺的是，跋文和正文一体的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武穆手书碑刻，被襄阳方面去掉跋文并复刻后，安放在古隆中(古迹克隆中心不只是说说而己)。用自己打假过的碑刻来证明自己正统，匪夷所思。做着冒名顶替之事，又竭力幻化为正主，再声色俱厉打压受害者。断章取义、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吃干抹净、赢者全拿，历代襄阳说学者这思维、演技恐怕连岳掌门都只能甘败下风。窥斑知豹，襄阳说学者的隆中沙文主义思维，在此事例上又活色生香了一番。”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湖北人顾嘉蘅在南阳知府任上写于南阳卧龙岗的骑墙联，神助推襄阳说声势；襄阳人见猎心喜，南阳人徒呼负负，诸葛庐一声叹息。躬耕南阳做为华夏文明史璀璨印记，千百年来深入人心。某地试图把南阳诸葛庐劫持到古隆中博古架上，大抵是南柯一梦。关于襄阳古隆中地区在东汉时的归属，东晋襄阳人习凿齿云”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可见古隆中在东汉南郡地盘上，与“躬耕于南阳”无涉。东汉“天下第一大郡”南阳郡又称”南都”、”帝乡”，南阳城（宛）是当时规模仅次于洛阳的政经文化大都会。李白《南都行》将其描述为“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反观东汉襄阳城，在荆州末代刺史刘表于189年自汉寿移驻之前，是一座小县城，在刘表移驻的短短二十年，襄阳做为荆州行政、军事总部，社会相对安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在经济、文化方面仍应是乏善可陈，北方名士至荆州避乱者众、投表者无，即是明证。荆州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域概念，投荆州刘表并不意味着定居襄阳。刘备投了荆州刘表，驻荆州南阳郡新野；诸葛亮随叔父玄投荆州刘表，自述“躬耕于南阳”。这些是正史记载有据可查的，襄阳说者没法改变，只能找一些野史、民史杜撰的诸葛亮师友司马徽、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人（均为到荆州避乱的北方人）在襄阳活动交游的桥段，给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做铺垫。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开始，襄阳民史、民间故事历经数百年，编织了一个细密的诸葛亮”襄阳朋友圈”，朴实的襄阳老乡把故事当成正史到处宣扬，确实够乡愿。南阳北紫山有凤雏台遗址，相传为襄阳人庞统师从水镜先生时居住生活之地。襄阳说者和襄阳老乡不妨去凭吊一下，再慎终思远一番，只是别再克隆到襄阳当原版宣传就好。(文明跟贴，理性思辨！)：名成八卦图，功盖三分国。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呑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身于忧患死于安乐。若想熟知三国那段历史，得由浅而深，先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再去细??仔细的看陈寿作的三国志，三国演义是由三国志改编而成的，古人对那段历史也又多位名家大儒著书立传。

5，北师大历史学哪个二级学科比较牛还有导师都有谁

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郑师渠
你好！考研的话 没有十足把握 或者出生很好的话 考北师慎重 不过还是祝福楼主好运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望采纳。

6，何兹全的任职情况

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和北京史学会的理事、副会长和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兼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文化研究》主编。他发表的论文，一部分已收入《读史集》和《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学术著述一、著作《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三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白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鹭江出版社，2003年7月《中国文化六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何兹全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大时代的小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二、论文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1937年5月18日）魏晋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8年1月）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08期）从城乡关系看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02期）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中国历史上一位女政治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04期）官渡之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01期）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04期）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11期）读《宋书·恩幸传序》书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6期）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6期）论述历史上民族关系时不可忽略的一面（《历史教学》1983年06期）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01期）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02期）众人和庶民（《史学月刊》1985年01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01期）战国时期“贵”的没落和“贤”的升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5期）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方法，要突破、创新（《文史哲》1987年01期）周秦史二、三事（《史学史研究》1989年01期）先秦史笔谈（二）——西周春秋的国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1期）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和国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4期）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国家图书馆学刊》1992年02期）边疆·史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02期）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05期）崔浩之死（《文史哲》1993年03期）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5年02期）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民生主义的真谛（《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04期）中国的城市复兴与文艺复兴（《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02期）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从三权鼎立走向专制（《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04期）由野蛮到文明，由厮杀到和平，由原始公社到“地球村”（《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1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性时代（《历史研究》2000年02期）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04期）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02期）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03期）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04期）九十自我学术评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学（北京日报》2001年8月20日）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01期）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02期）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河北学刊》2003年06期）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读《史记》札记（《人民日报》2003年7月29日；《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02期）对社会史几个争议问题的看法（《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8日）中国文化生命力之我见（《北京日报》2007年5月21日）三、书评郑天挺师的为人和学问——读《及时学人谈丛》（《光明日报》2003年4月10日）读周一良教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书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3期）四、序跋《历代名师》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02期）《三国史》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01期）《中国古今人物异称大辞典》序（《运城学院学报》1996年03期）《〈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序（《史学史研究》2001年02期）《宋代寺院经济研究》序（《学术界》2003年06期）寓作于注的大作——陈连庆《〈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01期）五、随笔三十年代的回忆（《史学史研究》1992年03期）闲话读书（《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02期）我的大学生生活（《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03期）治学杂谈（《前线》1999年07期）香谷老师的教诲（《前线》2000年02期）谈谈“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北京日报》2003年11月24日）六、访谈“辩证法是我观察历史的主要方法”——访何兹全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01期）怀念师生深情 忧心国家大事——由一天日记引出的（《学术界》2002年02期 ）

7，如果想研究三国历史可以用哪几本史书

唐长孺、吕思勉两位大师的。去图书馆借吧，买是不好买的。网上有电子书啊，百度文库里找找，应该有三国志裴松之注。
我推荐易中天的百家讲坛。。。。。。。
马植杰三国史，何兹全三国史，王晶实话三国史等

8，请推荐资治通鉴入手哪一版比较好详细点到作者与出版社没读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你好！product_id=22514828&_ddclickunion=P-277903|ad_type=0|sys_id=1" target="_blank">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这一版最好热心网友|发布于2012-06-16 20:30评论我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9，我考研考考古我想知道北京师范大学怎么样

京师范大学具有历史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和良好氛围，从北京辅仁大学到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曾有陈垣、王桐龄、钱玄同、朱希祖、张星烺、楚图南、侯外庐、白寿彝等著名历史学家执鞭讲坛，也有现在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晁福林等著名专家，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专家学者。北师大有在职研究生的历史啊，师资上面都和统招的差不多，所以还是不错的 http://www.ch7w.com/html/rules/161132441457.shtml这是它们的招生简章建议你可以看看，多了解了解，考古这样的学科，一定要读到研究生以上学历，完全属于科研领域才有用，所以你要想在这方面发展的话，还真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要不本科的话感觉考古这个专业太难就业了。
考中国地质大学呗
京大学最好，国家线是280南大的是310

10，为什么以两晋 南北朝 五胡十六国为历史背景的连续剧比较少见

两晋南北朝涉及到民族问题，这是阻碍作品搬上荧屏的掣肘。南北朝的典籍史料远远超过其他时期，非常丰富。打头阵的自然是二史八书：《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其他还有：十六国春秋 南朝宋会要南朝齐会要 南朝梁会要 南朝陈会要 华阳国志 建康实录 资治通鉴 今人近人作品论著：《魏晋南北朝史》吕思勉 《魏晋南北朝史》何兹全《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中国历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季羡林、张岱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电视剧：《北魏冯太后》（吴倩莲）《胡笳汉月》（宁静）《苏小小》 《少林寺传奇》 《花木兰》 北魏冯太后和胡笳汉月是历史大片，我已经看完了，网上可以轻松搜到。 电影：北魏传奇之悲情英雄 北魏传奇之风雨飘落都是爱 北魏传奇之百草情恨 北魏传奇之爱归五胡沧海情 北魏传奇之情缘 北魏传奇之宏图恨（以上由唐国强、宁静、夏雨、罗嘉良、郭冬临等联合主演）
那段历史太黑暗合悲惨了
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由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脉络比较复杂，不熟悉历史的人对这段时期的人物了解比较少，因而会影响连续剧的受众人群。
因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料比较稀缺，而且人物比较繁杂，还有那是个乱世，不大符合总的历史观念？……

11，耦耕是什么意思

　耦耕是一个与农业科技和经济生产均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两千多年来，关于耦耕之“耦”的解释，大约有七种，备受历代学者的关注。 　　二人二相并耕说。汉代学者郑玄注《周礼·考工记》，认为古代的耦耕是两人各执一耜，共同耕作的方法。耦耕在二人二耜的相同前提下，形成另外两种不同耕作形式的解释，即唐代孔颖达《诗经·大田》正义提出的对耕说，以及唐代贾公彦《考工记》疏中提出的两人一前一后说。 　　二人一犁或二人二犁说。承培元《说文引经例证》和夏*《学礼管释》认为，耦耕不是用耒耜，而是用犁，其形式是二人合用一犁或二人并用二犁，且有耕牛牵引。 　　二人使犁说。陆懋德《中国发现之上古铜犁考》一文指出：“耜是犁头，而最初的牵用人拉。……二人同时工作．一人在后扶犁，一人在前拉犁，如此二人并耦，是谓之耦也。”此说把耜与犁混为一谈。二人相对说。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主张，所谓耦耕，是二人相对，一人跖耒，一人拉耜。二人配合说。农史专家万国鼎《耦耕考》一文提出，耦耕即一人掘地挖土，另一人旋即把上块打碎磨平，也就是一人耕一人耰，配合进行的耕作。二人一耜说。何兹全在万国鼎《耦耕考》的基础上，撰成《谈耦耕》一文，认为在木制耒耜时代，二人共踏一耜，一人以右脚踏耜上横木的右端，一人用左脚踏耜上横木的左端，使耜平衡入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耕作的经济形式说。汪宁生《耦耕新解》一文又提出新的看法，主张耦耕不是一种耕作方法，而是一种耕作的经济形式。农史专家李根蟠则在《耦耕纵横谈》中，不仅从技术上指出耦耕是二人二耒并耜的耕作方式，而且还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 　　有关耦耕形式的解释和探讨还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展开研究，对于加深认识先秦社会经济，肯定是大有益处的。
“耦”是古代的一种农具,分为直尖和斜尖两种,它分别适用于不同质地的土壤耕作而采取相应的耕作方式。“耦耕”就是“持耦而耕”,是西周时期盛行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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