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需要注意的是，德里达的文本理论与虚无主义没有关系，它强调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指称的弱指称性，在具体的解释活动中我们可以大胆地建构文本的某种意义，只是随时要记住这不是什么最终的解释。这就是文本概念优于书或作品概念的缘故，德里达很明白地表达出他对文本的偏爱，他在《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的访谈录中说：“关于阅读文本有一件简单的事必须说清楚，那就是文本通常很难被全部读懂，也不可能一无所获。
意义和效果从未被绝对地产生或拒绝；它们总是维持一种保留物，供潜在的读者支配，这种保留物与数额巨大的财富没有什么关系，与它有关的是轨迹中一种碰运气的边缘性，是一种充斥语境的不可能性。那个‘相同的’言辞可以指涉大量的其他‘文本’(短语、手势、语调、场景、各种标记)和总体上的其他的‘他者’；它可以通往其他效果、交叉点、嫁接、重述、引文，等等。
这些可能性和这些不同的力量不是严格的语言学的，这是我为什么情愿谈论印迹或文本，而不愿谈论语言的原因。”所以，弱指称性表明直接意指的不可能，事物总处于被延迟的过程中，但也表明可以通过文字而迂回地指向事物，暂时聚集为一种意义效果。05 文本的主体问题文本是由文字自动生成的，一部书或作品当然有作者，但是，文本即是以“作者之死”为前提的（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这一点可参看我之前的回答：《怎么理解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观点？》）德里达一再声明“不能在主体的范畴内思考文字。”相反，“主体性是由文本结构产生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他对索绪尔所谓“语言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的发挥。他在《声音与现象》中以感知陈述这个话语中的极端情景为例，论证了意指活动以主体之死为前提。
感知陈述是在感知直观产生的同时做出的，他说：“当我真的看见某某人的时候，我说：‘我看见某某人从窗前经过。’从结构上讲，在我的行为中就暗含着这一表达的内容是观念性的，其统一并不被感知的不在场随时随地地损害。”德里达接着给予分析：“无论在我旁边，还是距离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凡是听到这句话的人，应当皆有权利理解我要说什么，这种作为话语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应该使感知之时说话人的行为本身结构化。
……直观的不在场——即直观主体的不在场——不仅仅是被话语所容忍的，人们只要就其自身思考它，它就是一般意指结构所要求的。这是一种彻底的要求：一个陈述的主体和对象的整体不在场——作者的死亡或／和他能够描述的对象的消失——并不阻碍一个文本‘意指’某事；相反，此可能性使‘意义’本身诞生，使人们得以听见它，阅读它。
”因为任何话语要想发挥意指作用就必须具有可重复性，就必须在其内部蕴涵身旁的或无限距离的他者的存在(陈述主体也因时空间的差延而随时随地转化为他的他者)，这样，重要的是在结构上蕴涵的他者，“我”只是无数他者中的一个，因此，“我”的不在场是意指结构的一般要求，“我”的死亡就蕴涵在当下的“感知陈述”中。感知陈述的价值不取决于感知的在场性，甚至也不取决于感知的可能性，同样，“我”的能指价值也不取决于说话的主体的生命。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才可以理解德里达那句令人反感的话：一切意指活动都“在结构上具有一种遗嘱的价值。”德里达的文本理论随着他的解构实践而不断地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有一个定型，甚至也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处。总体而言，德里达的文本理论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文本的解构，是对它们的重新书写，它不仅使经典作品以一种新的面孔出现，而且产生出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解构文本。
这种新的文本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就地取材，施以拆卸、置换、嫁接、补充、拼接等手段，构成种种开放性的文本。德里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解构首先与系统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解构击垮了系统，而是说它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他接着说：“解构也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解构不是一块擦去了文字的白板。”重新书写传统文本打碎了传统文本的种种界限，尤其是哲学与文学的界限，使各种文本能够自由地彼此进入，并且瓦解了它们的既定结构，把它们打碎然后又重新结构它们，从而恢复了被束缚住的意指游戏。
德里达作品的独特魅力正源于此种书写形式，这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它使人们能够憧憬一种越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当然，德里达的文本理论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局限性表现在它的自相矛盾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攻击形而上学，却不能不借助各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并且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工作。比如，德里达声称文本运动是文字的无休止地相互游戏，从而不允许自身达成一种确定性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断言，他不希望人们把他这句话理解成别的甚至相反的意思，他在论争中常指责对方“误解”他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