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把“区分”定义为非同一的、其它的、可辨别的等等意思；把“延搁”定义为延缓、自觉或不自觉地倚靠这种临时的暂时的迂回的调解。它使“欲望”或“意愿”暂时不能得到实现或满足，把“欲望”、“意愿”付诸实践时所用的方法抹杀或削弱了其效果。“扩散”也可以用“增补”“踪迹”来表述，德里达强调它是一种潜在的非在，没有意义，所以不是起于根源状态。
德里达认为：“增补的概念……本身就隐匿着两种意指作用，它们的共存既奇怪又必然。增补补充自身，它是一种过剩，一种充实丰富另一种充实，是存在最充分的很度。它堆加、累积存在……但增补补充他物。它的增加只是为了替代。它使自己介入或悄悄插进替代的行列，倘若它充填，就好象一件东西充填虚空之处。如果它再现和制造意象，那是因为存在先前的欠缺。
增补是补偿的、代理的，是一个助手，是次等的取代实例。作为替代，它不是简单地增加存在的实在性，它不产生替换者，它的位置用虚空的标志派定在结构中。”如上所说，“增补”的概念又可以代之以“踪迹”，德里达认为，踪迹不仅仅是根源的消失——在我们保留的话语限度内，按照我们的思路，踪迹意味着根源根本没有消失，意味着它也从未被构成，除非它由相反的非根据即踪迹所构成，然后，踪迹变为了根源的根源。
但是，德里达不敢相信踪迹暗示某种非在的事物，因为“非在”隐示了其反面，“存在”的存在，而这正是德里达打算摧毁的观念。踪迹的存在或非在永远无法确定，于是它永远在出现消失，在一个没有对等替代物的链条中呈现自身、延搁自身。differance这一术语实在是德里达解构哲学的精髓，不懂得这一术语的全面涵意，就无法懂得解构主义的意义。
04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反对西方传统的形上学的方法，反对二元逻辑，反对言语中心主义。他力图证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他认为并不像索绪尔在语言学中所总结的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规律，因为它们的差异都有潜在的统一性。（按：关于索绪尔的这些理论可以参看我之前的回答：《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西方20世纪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而德里达则把两者区分开来，他认为，发生的只是“活动”——存在不断被否定，中心不再存在，它的空缺需要非在的共存来填补。
当结构主义者用“结构”这一术语来规范一切时，德里达则用“意义链”的术语来代替，“意义链”排除了二元对立逻辑，它既是时间又是空间的，因此也就无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界分。解构主义从消解结构主义的语言系统入手，一直到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信仰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因此，它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产物。解构主义怀疑和否定一切规范，因此它也不立规范，因此要总结它的操作模式十分困难，只能求之于它的形迹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