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有个生动的例子，说乾隆二十一年（即公元1756年），河南唐河县的长工年薪为2500文（一两银子折1000文），一年到头毛收入为25两白银。此外，五斗米为一斛，一斛米约重130斤（清朝雍正年间），康熙年间一斤优质米在10文左右，折合白银不下40两。粗略估算，一个进士最低俸禄为80两白银，差不多是3个长工全年不吃不喝的收入。
再以现在的标准来算，普通县城的务工人员月收入为5000元左右，全年总收入6万元，清朝的进士的收入也就是20万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在富贾巨商眼里或许算不得什么，但足以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再看正八品可以从事哪些职业，正八品最低从县丞做起，至少也是正县级水平，试问有多少人家出过正县级的人才。要是有幸能够高中状元，直接从六品朝官做起，完全可以用“前途无量”来形容。
要是只论收入的话，历朝历代都是商人的收入高，然而科举在发明之初，被赋予巧妙的设计原理，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光环效应！北宋汪洙有首《神童诗》是这样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汪洙与宋真宗不谋而合，二人想要的表达的意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敦促世人要好好读书，朝廷和士大夫阶层把读书有意抬高，把“科举”炒作成一种稀缺的成就。
所以，那些读书人宁愿破釜沉舟，赌上穷苦潦倒的命运，也要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放手一搏。这种物质激励与精神刺激完美结合的设计原理，使得科举拥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从而让一批又一批读书人为之疯狂。科举的利与弊科举是一种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是公认的史实。它对封建社会的贡献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自然是利大于弊。首先它打破了世卿世禄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方式。
隋唐以前，出身往往决定命运，祖上有功名可以恩及后代，皇家的爵位可以世袭，再不济也可以通过举孝廉的方式，很多有才华的读书人，要是没有贵人的推荐，一生寄人篱下做个门客。科举出现后，一方面阻止贵族阶层不学无术的现象，另一方面能够尽可能保证那些出身低微的士人展示才华。其次是让那些内心躁动的人安稳下来。人都是越来越聪明，周朝的时候，贵族采取世卿世禄制，普通人被士大夫忽悠的云山雾罩，不敢有非分之想。
秦始皇废废分封行郡县后，从自身做起让天下人看到什么叫“皇帝富有四海，而子侄为匹夫”，到陈胜吴广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普通人已经不信士大夫鬼迷三道那一套。要是再不给他们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肯定不干。即使有科举制后，依然有黄巢、洪秀全那样的读书人，脑袋一热说干就干，唯恐天下不乱。但是整体来说，让读书人看到希望，看到了公平，躁动的内心也就平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