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听说孟子病了，赶紧派了私人医生给孟子看病。而孟子宁可逃到朋友家躲起来，也不愿见齐王的医生和特使，反正你齐王不来看我，就别指望我放下架子去拜见你。在孟子看来，爵位、年龄和道德是天下最尊贵的三种东西，齐王只拥有爵位，而自己则有年龄和道德两大优势。就像是拳击场上的比赛，孟子是二比一“KO”齐王。因此，孟子在游说诸侯时始终保持着“说大人而藐之”的气概，以“帝王师”的形象出现，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是来帮你的，完全不是后世儒者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的形象。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崇尚圣人和君子，而孟子则崇尚大丈夫人格。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儒者做官，“得志”的时候，应该同老百姓站在一起，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即不在其位时也应该坚守道义，不能为了保住禄位而丧失独立人格，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
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三合一”的形象：不因富贵而乱了方寸，不因贫贱而改变志向，不可在威武之前屈服变节。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孔子在和别人的交谈中，柔风细雨循循善诱，说话言简意赅，你可能一时不懂，但余味悠长如坐春风。而与孟子谈话，就像屁股底下有仙人掌如坐针毡。孟子是个雄辩家，他与人谈话，总是用参加辩论赛的方式，专治各种不服。
有时候如春风化雨，实际上是给谈话者“挖坑”，让你不自觉的掉进孟子语言的“陷阱”，用现在的话说是“满满的都是套路”；一会儿如雷霆万钧狂风骤雨，驳得你面红耳赤大汗淋漓，最后“竟无言以对”。其实，孔子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孟子。孔子去世后，儒家分崩离析成了八派，儒家思想有走向衰落之势。当时在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是杨朱和墨子的学说。
杨朱是个极端自私主义者，他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大家各自管好自己，不要去麻烦别人，这样世界就太平了。而墨家是极端利他主义者，他们主张兼爱，要像爱父母一样去爱别人，这就像是买了爱的保险，你付出一份爱，别人给你更多的爱，这样世界也就和谐了。在战国时期战火频发老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这两种理想很美好诱人。
但孟子认为这两种思想对儒家学说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以孔子思想传承人自居的孟子，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批判这两种思想，让儒家思想重新挺立于文化的顶端。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无君”，不为君主服务，是破坏了等级秩序；墨子的“兼爱”是把父母等同于陌生人，是“无父”，无父就是“禽兽”；而无君、无父就是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就是禽兽。
对这种歪理学说，雄辩滔滔的孟子当然要对他们大加鞭挞。在孟子眼里，儒家思想是正确的，其他一概扯淡。所以孟子还对法家、纵横家、农家等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孟子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身上充满了“浩然之气”，辩论的水平又高，经常把那些学派驳得哑口无言。人们认为孟子好辩，但孟子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