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活动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直接制约之外，又更直接、深刻地受着特定文化规范的困扰和制约。于是，这一开掘不仅在文艺的对象问题上，为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思考领域，也使小说表现世界的范围与层次顿然扩大和加深。不过，寻根作家虽然接上了乡土作家曾经执着过的文化命题，但又绝非其创作心路的简单重复，在有所承继的同时，又作出了属于自己时代的独特开掘。
与“寻根文学”比，乡土作家适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统治不仅导致了广大农村的敝与落后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的长期箱制，也导致了他们精神上的普遍麻木。再加上创作主体在“五四”落潮期的苦闷彷徨，这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共同导致了他们所写的乡土文学，从主题所向上讲，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因而改造国民灵魂的意蕴，都是通过揭示乡村文化中的负面价值，特别是通过暴露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负荷和性格弱点来突现的。
然而“寻根文学”在回溯文化源流、文化传统时，却既有批判，又在这种富有批判精神的否定中，透出作者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某种认同。可以说，诸多寻根作家正是立足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筛选、继承和发展，才将文学的思考上升到现代哲学对人的本体思考的范畴，从而通过这种认同，意欲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比如着眼于原始生命力的开掘与赞美的寻根作品，如《异乡异闻》（《黄烟》、《空山》、《野店》）系列、郑义的《远村》和《老井》等，就是在充满原始情调的氛围中，于溶化在生活的原始形态的文化现象中，以一种现代意识，充分发掘农民心灵中带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财富。
另外，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白狗秋千架》等小说也是通过对蕴含着民族蓬勃活力的蛮野自由的乡风民俗的大力讴歌，从中找寻既是传统的又属于现代文化心理的成份。着眼于民族优秀传统再发现的寻根作品，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通过展示秦汉文化的独特风采，努力开掘农民身上蕴藏的虽然极其古老、传统，但却可在现代社会中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品格，写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
其目的也是为了促进民族古老精神人格的创造胜转化，使传统农民的传统品格—特别是女性的传统品格，在现代性的再发现中重放光华。正由于此，“寻根文学”虽与“乡土文学”一样，重在表现生命的某种存在状态，重在用现代意识的理性之光观照中国的传统人生。03 二者的描写氛围大都有着鲜明而厚实的地域生活特色“乡土”与“寻根”小说呈现出的第三个相似的层面，就是描写氛围大都有着鲜明而厚实的地域生活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