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满怀痛苦与愤怒，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了这些习俗中或冷酷、野蛮的一面或原始、迷信的一面，并透过这种种世道习俗，对落后的社会心理行发掘。其中最让作者痛心的是，自觉维护这些惊心现象并把这些习俗付之实践的，往往既不是统治阶级，也不是某种政治力量，而是并非坏人的民众自己，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手给亲朋和乡邻制造着灾难。
这样，作者便通过落后习俗的描写，把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提到了人们面前。20年代的鲁迅更是这方面的旗手和典范，他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鲜明态度，率先在《呐喊》和《彷徨》中为读者勾勒出了落后而又不觉悟的旧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系列阿Q、闰土、祥林嫂……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灵魂麻木的社会原因，给后来的作家以久远的影响。
可以说，继鲁迅之后的乡土作家在揭示落后的国民性方面，正是继承了鲁迅之风，只不过远未达到那样的忧愤深广罢了。“寻根文学”虽然没有集中渲染种种落后、野蛮的民间习俗，但诸多作品同样渗透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体验及观察角度。作家们或把艺术审美视角转向过去的年代，通过着意表现具有蛮荒色彩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对落后、贫困、愚昧的人生环境及其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氛围做出否定性的价值判断或直接深入到种种文化积淀之中，通过审视被生活表象掩盖着、但又制约着中国社会生态的那种更深层的东西，揭露国民心理的病态，批判诸种曾经发生过而现今还尚未绝迹的生存状态及社会文化现实。
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冯骥才的《神鞭》等，就把锋利的解剖刀伸向了传统的带有封闭型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出这种心理场中的历史惰性。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则深入民情风俗、世态人情、伦理传统等文化积淀中，揭露国民心理的畸形与病态。即使对传统文化表示认同的诸多寻根作品，认同的目的也仍在于批判精神的张扬，因为认同本身就蕴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某种不满和对社会变革及重建中国新文化的热切渴望。
当然，就总体上把握，“寻根文学”试图把人重新归入远古的自然文化序列，以解决文明的精致与自然的粗砺间日益剧烈的冲突，及冲突所导致的现代人的心态危机，其本身就使“寻根文学”关于改造国民比的呐喊，较之“乡土文学”要响亮得多。“乡土”与“寻根”小说断然走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集中开掘、展示被传统文化培育出的这个世界中的沉重色彩，就在有意无意中把两个时代里人们格外关注的“人”的主题与文化的主题深深地叠合在了一起：因为是人创造了文化，可反过来，又是文化把人塑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