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汪曾祺小说叙述方式的特点——一种讲述型的叙述方式。他的小说很有说书人的那种风趣，出神人化的韵味，如在《老鲁》中，他写道：“什么叫‘校警’，这恐怕得解释一下……‘校警’者，学校之警卫也。学校何须警卫……其实只是有几个穿得军服的人，弄几枝枪，壮壮胆子。无非是告诉宵小之徒，这里有兵，你们别来！”从容随意，娓娓道来《异秉》中王二听过张汉谈天论地，想来不过如此吧。
汪曾祺小说的叙述方式，不像一般作家那样叙述者本身是小说中的人物，是叙述事件的参予者。在汪曾祺的大多数小说中，叙述者是站在事外，是一个旁观者因此他的小说叙述事格局是一种呈现型由叙述者直接讲述出来呈现给读者，这样一种叙事格局使得小说凄来，自然亲切，轻松自如，使读者和故事中人有一种疏离感，不必处于其中，或喜或悲。
只是置身事外，看一段别人的故事细细咀嚼，品出一番人生的滋味。这种叙述方式实际上是对我国传统的宋元话本小说，明清拟话本以及民间讲唱文学如扬州评话等在艺术表现上的继承、借鉴和革新。话本小说的开头常是“话说……年间，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人。”汪曾祺小说中人物出场的介绍与话本小说、讲唱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如《鸡毛》中，文嫂出场时这样描述：“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文嫂是替先生和小姐们拆洗缝补的。”这种叙述口吻直接进入叙述状态，不兜圈子，明白简洁。在叙述时，作者从不烦于对每个人物作较详细的介绍性叙述，常行于作家之认为所当行，常止于作家觉得所不可不止，或多或少，或长或短，一次完成或二次再来，下笔随心所欲，色彩变幻无穷，显得流畅自然与讲唱文学所不同的是，汪曾祺的小说叙述少了故弄玄虚的铺排跌宕和对人物事件的直接评议。
因此，他的叙事方式除了明白晓畅外，还多了一种起承转合不着痕迹的平和、自然，这和其小说文体的总体风格是相一致的。再者，在题材方面，汪曾祺的小说大多自己的故乡高邮地区为背景，描写故乡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表现他们淳朴善良的心灵，新鲜、自由的生活。这种题材择取为其小说叙述的自由、平和、洒脱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相适应的内容。
而人物在其小说中大多是有些“异秉”的人，例如《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王老五等，这些人物虽来自于生活中，以普通生活为背景，但往往身怀绝计，有不同凡晌之处这使其小随带有明清志怪体小说的怪异痕迹形式，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内涵。（这不是本文重点，不再赘述。）总而言之，汪曾祺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人生世事的体悟感受，描写了生活中的真、善、美，呈现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