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层人物中，船户和妓女又是作者关注最多的。水和沈从文关系密切，所以他说:“我的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一派清波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他熟捻水上人家的生活，回乡的航程使他对水手及其生活有了最真切直观的透视和了解。他们长期离家在外行船，往返于沅水及其支流，整日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水手们大多为船主雇定，人身不自由，工钱低廉，地位低下。
作者曾亲眼目睹下水船的水手被激流吞没的情景，学艺混饭吃的小水手万一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一烧几百纸钱，手续便清楚了。”这些“从船上人看来，可太平常了。”，他写道：“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
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水手们喜怒哀乐无人关心，生老病死一听天命。表面上，水手们行船、斗嘴、打架，还可以上岸找相好的耍乐子，生活过得无优无虑，态意洒脱快活，可长期单调沉闷的水上生活又使他们变得无聊、麻木、暴躁、喜怒无常，相反相成的性格，正反映出他们生存状态的严重，心灵的苦痛和精神世界的危机。
妓女是被污辱被损害的一类，为了生存，认真经营着那种“最古老的职业”。“从乳臭未干的十四、五岁年轻女子，到不甘自弃的五十多岁的妇人，都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桃源后江便是一个出名地方。地方政府不仅不干预，反而抽取花捐以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从沈从文笔尖流出的文字都带着血：“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做生意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付药，朱砂获荃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
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馨其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理也就完事了。”尽管她们也有过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但生活的重扼逼迫她们“无目的无所为”地生存，她们得掌握必要的谋生手段，如哼小调，唱军歌，懂流行歌曲等，以应付各色人等的需要。
她们的命运与水手相差无几，而地位更其卑微。那种“也是眼泪也是笑”的生活，每每引起作家无限的悲悯与深沉的哀痛，体会到人生的苦味。以煤工、水手、妓女为代表的下层人民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家园的荒凉，正展现出牧歌情调掩蔽下湘西社会现实严酷的一面。3、作品还表现了对乡人热切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国民性改造的峻切思考一方面他欣赏乡民保有的那份素朴正直勤劳勇敢，讴歌那份人情美、人性美，赞美乡民们生的执着，发见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和不断激发出来的反抗:“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
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另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乡民是“美丑参半，野蛮交织着优美。”他不满乡民那种粗野蛮俗、麻木愚钝、安分守己、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苦苦思索着：“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他认为乡人不可负气与自弃，渴望着人们能把那股划龙舟的狂热劲头发挥到重造湘西的努力上，指出：“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
”然而，社会的发展给湘西带来的“变化”是作家不愿意接受的:“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谨，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他鄙弃那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在那剧烈变动的时代，他可贵地意识到湘西文化的弱点，意识到它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岌岌可危的处境，幻想着通过改造国民性以推动湘西社会的进步，可是他又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湘行散记》到《湘西》，作者始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本身，关注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价值，表现出对乡民现存环境和出路严肃性的思考和优虑，对未经污染和异化的自然人性的呼唤。作家也许意识到，不论湘西自觉改造或被迫改造，都必然要以牺牲湘西那种朴素的美为代价，他感受到处于湘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夹缝中的尴尬与痛苦，这是沈从文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