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晋国的太史董狐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董狐记事的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之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他逃亡，却没有逃出国境。按照当时的礼法，臣下逃离了国境，君臣之义就断绝了，就可以不承担效忠君主的责任了。第二，他回来后没有声讨赵穿。
赵穿是赵盾的族人，晋灵公的女婿，按照礼法，赵穿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赵盾作为正卿，返回国都后应该立刻声讨赵穿，但据《左传》记载他没有。客观事实虽然是赵穿杀死了晋灵公，但在董狐看来，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应该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也是合乎礼法标准的。以上就是《晋灵公不君》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春秋笔法“直书”的特点，在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以具体的事例来体现“直书”的内涵。
历史典故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晚年的孔子回到鲁国，整理文献，著述《春秋》，在编写《春秋》，记述历史时，孔子把自己的褒贬意见，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以至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他们觉得《春秋》连一个字都难以改动。但是孔子在表达褒贬之意时，行文中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主观看法。
比如，吴国、越国的国君自己胆大称王，而孔子在《春秋》里却把他们贬称为“子”;践土之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唤周天子去的，但孔子在《春秋》里却为周天子粉饰，说“天子到河阳去打猎”。后世学者们将孔子的这种行文手法称之为“春秋笔法”，或称“微言大义”，比喻文笔曲折隐晦却又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孔子编撰《春秋》，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寓褒贬于行文之 中，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如《春秋》经文“隐公元年”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揭示 了《春秋》此语隐藏的深意：“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 奔，难之也。”《左传》指出，段不像兄弟，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 争，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称之为“克”;把庄公称为“郑伯”是讽刺他有失教诲(事情的发展是庄公蓄意安排的)。
《春秋》这样记载 就表达出了庄公的本心;不说“出奔”，是由于史官下笔有为难之 处。这表明《春秋》以否定的态度对待郑伯、共叔段兄弟相争。又如，《春秋》经文“襄公十三年”云：“冬，城防。”《左传》襄公十三年云：“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左传》指出，《春秋》记载冬天在防地筑城这件事，是由于合于时令;当时打算早些时候筑城，臧武仲请求农活完了以 后再动工，这是合于礼的。
《春秋》肯定对在冬天修筑防 城这件事持肯定态度。《左传》成公十四年记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 传》指出，《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这是对孔子春秋笔法的一个很好 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