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向不服别人的刘文典，还给身旁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当时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白鸟库吉等人为研究中亚史问题，其中命题的关键点经过专业人士重重索引、查证、考据，怎么也无法得到合理解答，日本学者都要被搞疯了，不得已写信去拜访求教专业领域内西方国家的知名大学。
结果也没有弄清楚答案。后来巴黎大学一位老教授对日本学者出点子说：你去找一个中国人陈寅恪，他会给你答案。无奈之下给陈寅恪写了信，询问答案。很快，陈寅恪便回信了，仅用了寥寥数语就解决了这位日本学者的问题。白鸟库吉在多种场合一再感慨：“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一九六九年陈寅恪病逝，有人请钱钟书为他写碑文，没想到号称“清华龙虎狗”三杰之一的钱钟书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的恩师是三百年意见的天才学问家，为他写碑文我还需要再努力进步。
”能让蜚声世界的大学问家为之搁笔、自问不敢的，当今世界，唯先生矣！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融会贯通的精深学问，是跟他“手不释倦”、博览群书、不遗点滴、孜孜以求、溯根求源的严谨治学精神息息相关的。三、学习先生“文以载道、有教无类，春风化雨，无不服之”的正真师道精神纵观先生授学，是正真始始贯穿“传道、授业、解惑”师道精神的。
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一张嘴，学生就彻底服气了！他迅速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校内校外的学生都慕名而来，而且经常这些学生一转头，发现自己的教授老师们，竟也坐在后面的位置上，听得入迷，风雨不动。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几乎堂堂必到。哲学专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等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也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据陈寅恪同时代的人回忆，陈寅恪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激动或情深处，他会长时间地紧闭双眼，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学问之中。那时，他每天上课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堂上会点名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是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来重读。
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喜欢闭着眼睛讲课，他总是在课堂上试图营造出一种艺术境界来，以滔滔不绝的讲述，带领学生穿越数千年历史，或置身于汉唐时期的繁华盛世中，或游走在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殿堂里。大多数学生都回忆到，陈寅恪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讲课时所引用的知识张口就来，连出处都说得清楚明白。曾经有好奇的学生记下了他所引用的资料，过后到图书馆一查，果然一点不差。
学生们听课最过瘾之处在于，先生不但讲述“其然”，还画龙点睛找出脉路，重点阐述“其所然”，让人拨云见日，云开雾散。季羡林回忆说：“”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如剥蕉心，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人们评价陈寅恪“史学大家、学贯中西”，是否过誉？
这个评语过不过誉，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情。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史学大家。他身处中国新旧学术的转型期，在推动中国史学向现代学术转化上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化，故而有此评语。其他还有许多成就斐然的史家，比如吕思勉先生，他的风格更加接近于传统旧学，这样就略过不提）。
在这方面堪与陈寅恪先生相比拟者，大概只有陈垣与顾颉刚。然而陈垣先生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宗教史领域，话题及影响力较之陈寅恪先生为小；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垒的古史观”影响虽大，但他兴趣变动较大，在这方面发表成果没有那么多。陈寅恪先生的成果则由民族史及胡语文献，逐渐转移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发表成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论题兼具深度及广度。
从新学术的角度来看，陈寅恪先生毫无疑问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人者。但是，所谓“学贯中西”，我认为就要分怎么来看了。陈寅恪先生的确通晓多门外语，但是我们从他的著述里面，以及弟子门人的各种回忆文章中，看不出他对于西方的学问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尽管不断有学者谈兰克史学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捕风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