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带有“神面纹”的青铜器集中出土于随州安居羊子山墓地，在它们变得锈迹斑斑、被挖出来之前，本该是金光闪闪的模样，然而在经受水分、酸、碱、空气、微生物的长期影响下难逃生锈的命运。通常情况下，器物表面会生出一层青绿色的锈，这是铜与氧气、二氧化碳、水产生出的一系列化学反应的结果，如果继续与二氧化碳、水分反应，器物表面会形成蓝色锈。
由于地质、水分等埋藏条件的差别，随州出土的噩国“神面纹”青铜器中，有几件器物表面出现了罕见的蓝紫色，以噩侯方罍和兽面纹尊最为明显。这让人不由得对青铜器主人产生好奇：噩侯是谁，他与周王朝有何关联，为什么“噩侯”青铜器会出现在随州一带，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其实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农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建设时发现铸有“噩侯弟历季乍（作）旅彝”的青铜尊，被专家认定为西周早期之物，由于此尊是当时羊子山墓地出土过的唯一一件噩国青铜器，孤证难立，它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
而2007年羊子山M4不单出土带有“噩侯”铭文的青铜器，还有“噩仲”“噩侯弟”之器，这表明羊子山M4当为西周早期噩国公族墓地，而噩国的中心区域也应距此墓地不远，换句话说，噩国的封地就当在随州安居一带。可是明明商纣王时期，鄂人还在黄河以北地区生活，怎么转眼南迁了？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鄂侯死后，鄂人与商人矛盾激化，转而站队姬昌，帮着武王一道伐纣。
新王朝建立后，周王大封同姓诸侯以为屏藩，原来鄂国故地被分封给姬姓诸侯国，周人为巩固政权，定不会亏待鄂人，将其由晋南迁到随枣（随州、枣阳）走廊一带，与曾国比邻而居——考古发现，西周早期曾国墓地与羊子山M4相距仅二十余公里，表明西周时期的鄂国与曾国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这里北接中原，南通江汉，是军事要冲之地，噩、曾两国作为周朝在南方的重要屏障，联合拱卫又彼此监视，而金文中“噩侯”之“侯”既表明其身份为噩国国君，也昭示他所背负的职责不小，既要防卫与周王朝敌对的异族，帮助周王开疆拓土，还要保障王朝“金道”的有效畅通——它不仅是输送铜锡资源的通道，更是周人用以控制南方的交通要道。
噩国辖地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在当时可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富国强兵的必备要素。而从羊子山出土青铜器来看，噩国作为西周时期一个大的邦国，已经具备发达的青铜制造业，并且保留了自己的元素，这也反映出噩国在西周诸侯国中较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事实上，“人脸”出现在青铜器上并非他们独创，出土于安阳殷墟的人面盉（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湖南宁乡的大禾方鼎（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均是商代青铜器里饰以“人面纹”的另类，一个把“人脸”刻在盖子上，一个被安排在方鼎四周，而噩人铸造青铜器时将人的形貌与神的威力结合起来，在神秘可怖的动物纹样中突出人的微笑，成就了噩国青铜器之独一无二。
／兽面纹卣（左）与兽面纹尊（右），西周早期，2007 年安居羊子山 4 号墓出土，现藏随州市博物馆。器内均有铭文三字 : “乍（作）宝彝”。两器表面均饰有“神面纹”：大大的眼睛配上弯弯的眉毛、高耸的鼻梁，给人一种神秘又可亲的感觉从盟友到敌人作为周王朝亲密的盟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师可以驻扎在噩国境内。
据金文记载，周昭王南征前曾命大臣巡视和指挥驻留在噩国的军队，噩侯总是积极配合。可是随着周天子南巡荆楚不返，“王丧六师于汉”，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展厅中的噩侯驭方鼎就是这一变化的“见证者”。这件铸造于西周中晚期的小鼎（高35厘米）腹内刻有铭文86个字，大意是说周王南征淮夷（生活在黄淮、江淮一带的东夷部族统称），战争结束后班师回朝，为庆祝周王对淮夷作战的胜利，噩侯驭方在坏地为其举办庆功宴并献上好酒，宴饮结束后俩人还一起射箭，气氛很是融洽。
周王亲赐驭方玉五品，马四匹，箭矢五束，驭方为感谢周王特造此鼎，希望此器能够永世流传，字里行间透出周王对驭方的器重。噩侯簋，西周晚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簋盖已失，底内铭文记录了噩侯与周王的联姻，表明噩侯想以此为政治筹码来提升自己地位，反之也说明他具备了与王室联姻的实力，不容小觑一方面，仰仗地利优势，噩国在南方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周人对随枣走廊以东以西地区的控制力在昭王南征失利后是在逐渐减弱的，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周王对噩侯的种种赏赐之举，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