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中，川贼有姚天动、黄龙，聚众劫掠。……而沔阳人袁韬，因奸婶事发，逃投响马贼马潮，胡九思等，继踵姚黄，日事掠杀。及献入，遂乘势据蓬州、仪陇、南部各地方。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生死无得免者。……顺治二年，我巡抚李国英大破诸贼于遂宁之旷虚坝，九思、潮等走死，韬以残卒数百奔川东，归樊一衡(明宜宾总督)。
” “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时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贼也。” 在张献忠入蜀以后，川北的“摇黄”残部，自加入了袁韬、武大定等地主流氓分子，已变成了“土暴子”，他们没有斗争目标，专以残害人民为事。
三、南明与摇黄匪同流合污，残杀百姓：虽然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曾以“猺贼五万降于张献忠”之事(《国榷》卷一百二)，但他们仍然盘居于川北原地，张献忠不能过问。“摇黄”很容易为明朝反动政权所利用；而不久，“摇黄”便在袁韬、武大定、胡九思等分别率领下，和明官军合流了。 “摇黄”亦称“摇黄十三家”。梁山冯之所写《冯氏历乱记》记载：“忠州总兵胡云凤，与三谭构隙，私通摇黄十三家”《明季南略》记载：“是时‘摇黄’贼自汉中流入川北，川中乱民，恐为献忠所屠，悉附之。
……‘摇黄’，原名‘姚黄’，原系汉中土贼姚、黄二姓者为首。后其众既多，分为十三枝，为摇黄。以袁韬为首，拥众十万。……川北保宁，顺庆一带，悉为残破。……张献忠亦不能问。” 《荒书》中记载: “汉中府为贼略者，遂留川东、川北之山谷间为贼。夜捉人而系之，年余乃解。面颊上刺‘天王’、‘大王’等字，使不得归。归则有司以曾为贼，治罪。
久之，党遂众。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曰黄龙，蜀谓之‘摇黄’贼。其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曰争天王袁韬，曰震天王蛟龙，曰整齐王张某，曰黑虎王混天星，曰必反王刘惟明，曰夺天王某，曰闯拾王某，曰争拾王黄鹞子，曰二哨杨秉胤，曰六队马超，曰行十万呼九思，曰顺虎过天星梁某，曰九条龙。遂为四川东北大害。”三、清军也残杀川蜀百姓。
“王师退屯保宁成都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而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
”五、后来，吴三桂在战乱中也曾经祸害川蜀：“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通过这些血淋淋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川蜀人民曾经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的灾厄。死于张献忠屠杀的应将近200万人，有80多万人侥幸逃出生天。 但是，这80多万人，再加上南明势力范围内的300多万人，又被摇黄匪类的南明官兵继续杀戳，接踵而来是十七年的“围城人相食”，后来，又是吴三桂叛乱的兵祸。
古代打仗几十万军队, 大便怎么处理？ ？
古代军队动辄几十万，行军途中只能是野外随地排泄了，当军队驻扎后，特别是一仗打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人的、牛马的粪便如果不妥善处理，肯定是个大麻烦，臭气熏天事小，弄成瘟疫传播才是大问题，《三国志》记载赤壁之战时，曹操军队因为碰到了大疫影响了战局，后世研究这个大疫很可能是部队粪便处理不当造成细菌感染。古时候民间流传：粪多则肥多，肥多则田沃，田沃则谷多。
对于驻军，最早的排泄物处理方式是粗放管理，没有修建厕所，只是指定大概区域去解决，到了唐朝军事家李靖所撰的《卫公兵法》里记载，唐军卫生问题进行了比较规范的管理，每300人一营的部队修建一所公厕，且公厕与营房、水源等位置相对合理，驻军时牲畜也统一管理，粪便定时清理，从这里可以看出，最起码在唐朝以后，部队的粪便问题是有妥善处理的。
图为讨赖河仿古军营的一处马厩，配有围栏、草料池、水槽。到了宋朝时，部队入厕不但不再是问题，粪便还成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受人眼红。欧阳修《归田录》里有句话形容宋朝官员：三班吃香，群牧吃粪，什么意思呢，专门管理寺庙的三个班院的官员，每年皇帝要向寺庙进香，各地摊牌进香钱，其实香钱都不花完，剩下的都进了三个班院官员的口袋，专门管理畜牧的官员，每次牧场卖牲畜粪便时，都要在粪钱上抽税，来捞油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