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嗣庭死后没几个月，隆科多便被雍正处死。显而易见，“查嗣庭案”不过是一幕披着文字狱外衣的权术争斗，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与其它因讽刺满清、弘扬汉族文化而获罪的文字狱有着本质区别。至于金庸对这则可信度极低，史学界早就不加采信的野史谰言大加渲染，将这块早就无人问津的沉渣又翻起来，并且伪装成信史，煞有介事地推销给广大读者，其用意也并不难猜——无非就是想掩饰这场文字狱的独特性，尽量要将其与其它文字狱混为一谈，以便让人们产生“金庸祖上也是反清文人，曾因弘扬汉族精神招祸”的错觉。
笔者少年时读《鹿鼎记》，便感觉第一章的风格与全书大异，甚至还有些多余，心中就觉得莫名其妙；直到长大以后，才领会到金庸的高明之处。就凭此一章，老查不仅歪曲了事实，将“明史案”的告密丑行全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洗白了其祖上查继佐；更有力配合了“维民所止”的误导，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后代”的高大形象；同时更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旗人后裔身份，淡化了祖上曾任清廷高官的事实；更遮盖了他在小说中吹捧满清的不公正立场，实可谓一举数得。
仔细回想一下金庸写的小说、评传和杂文，文字中对清初的几任皇帝（皇太极、努尔哈赤、顺治、康熙）都推崇备至，而从诛杀其祖上查嗣庭的雍正之后，便再无溢美之词了。笔者对金庸的险诈心机十分钦佩，能够如此不着痕迹地塑造起自己的光辉形象，由一个可耻的告密者的后代，转眼间就变成了文字狱受害者的后人，轻轻松松就博取了人们的同情，可谓变被动为主动，手法堪称高明老辣。
查先生能将岳不群“伪君子”的形象刻画得那样传神，果然并非幸致。如果有人仍存疑虑，希望进一步了解此案的细节，请自行检索阅读陈伯良先生的考证文：“清代查嗣庭案本末”。五、金庸到底是不是满人说起“查”姓，原是汉人姓氏，但起初人数很少。满清刚入关时，正白旗有一批姓“沙拉”的满人改汉姓为查，融入了查氏之中；而一些查姓汉人在为清廷立下功劳之后，又被恩赐抬了旗，成为了汉八旗子弟，这两个变化大大增加了查姓在中国的人数。
据《满族汉姓对照表》记载：“[查] 老姓，包括沙拉氏，以及加入满族的查氏（汉族）等。”显然认为如今查氏的主体以满汉融合者为主，与满族无关的查氏已经少到不值得记述的地步了。说起汉八旗，并非一些人认为的，是把死忠于满清的汉人编在一起，给个旗人头衔，在血统上还是汉人。为了永远骑在广大汉人头上享乐，清廷大搞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禁止满人和汉人进行通婚，不过汉八旗子弟在入旗后，便获得了与满族这个统治族通婚的资格，与汉人反倒不能再行婚配，这也是满族统治集团从汉人中抽取忠顺精英，以壮大自身队伍，为自己增加统治助力的高明手段，成效极佳。
在这种政策下，经过几百年的通婚和融合，汉八旗的血统与汉人渐行渐远，已经从实质上蜕变成了满人，如今的纯满族血统已非常少，大多数所谓的满族人其实都是汉八旗的后代。这种“满汉不通婚”的藩篱直至清朝落幕后才渐渐被打破，那些仅含有极少量汉人血统成分的满人们也开始大量与汉人婚配（一些人甚至干脆偷偷将户口改回为汉族），其血统中的汉族比例也逐渐回升。
时至今日，满、汉两族已经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很难再区分开来了。金庸出生于1924年，比满清灭亡的1911年只晚了十三年，那时满汉间的融合才刚刚起步，大部分旗人还未开始与汉人通婚，金庸多半还是身具较为纯粹的满族血统，因此一些人将他视为满人也是基本准确地。不过有些人将金庸的祖上说成是汉八旗包衣（即家奴），却是刻意的中伤诋毁，金庸祖上可是正宗而高贵的旗人。
当然，查良镛本人是决计不会承认这一点地，由于迄今尚无确凿的直接证据证明他的祖上曾经抬过旗，这也给他留下了狡辩的空间。六、金庸祖上到底有没有入旗做为首告“明史案”的大功臣，查继佐得到了雄厚的经济回报，更重要的是，他因此而得到了满清统治集团的赏识信任，被视为了“自己人”。其时满清入关未久，从江南地区吸纳部分文人、士族入旗，以壮大自身的力量，正符合其统治的需要，因此对于査继佐这种肯带头投效阶前，并且已经缴纳了“投名状”的江南名士家族，清廷通常都会大力笼络招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