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得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巨富庄廷珑私自聚众编史之后，处置非常严厉，株连极广，“明史案”也成为清代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江南一时人人自危，文坛和史坛自此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究其根源，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为了一己之私，将原本未必会引发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人寰惨剧，终致血染江南。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而在《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中的记载也与此相似：“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惟海宁查继佑（后改名为查继佐）、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
”“明史案”先后被告发两次，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陆圻亦曾在告状上附名），归安本地的知县吴之荣后来又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举告，吴之荣也未必就会关注到此事，更无须因为担心失职被惩处而跑去附告（当然也不排除其兼有邀宠的动机），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要说这知县吴之荣职责在身，向上反映也属寻常；可查继佐身为江南士人中的一员，竟然主动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 族同胞，所为可谓极不光彩。
庄廷珑不会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风险，只是不忍看到故国遭到清廷的诋毁丑化，试图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的真相，因此才甘冒奇险，倾尽家财去修撰真正的《明史》（不排除其亦兼有扬名的动机），因此在具体操作时肯定会比较小心，能触及编书核心者，都是江南名士，汉人正统，还以为可以顺利完成，却不料晚明举人查伊璜（查继佐又名查伊璜，“伊璜”应该是其族谱名）竟能做到“大义灭亲”，将众乡亲全都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浩劫之后，归安文坛和文人都遭到了重创，文士之中，唯有查继佐和陆圻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查继佐还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家的家产（“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眉庐从话》），并从庄家得到了“十余舟”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费恭庵日记》）。
在接受清廷赐予告密者的恩赏时，陆圻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拒绝了这些被无辜屈死者鲜血浸透的财物，之后一个人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而査继佐却对庄家和朱家（庄氏的亲家）的器物照单全收，这并非只是为了贪图好处，更是要向清廷表明自己对“明史案”判决结果的服从和支持。庄、朱两家都是江南豪富，査继佐虽然仅得其半数家产，也已富甲一方，自此便过上了纸醉金迷的舒适生活。
据《纪吴六奇将军事》记载：“孝廉（即査继佐）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东名部。”显而易见，在“明史案”事件之后，査继佐的日子过得相当优渥，其经济来源或许便是出自那些尸骨未寒的死者。
在各方史料中，对“明史案”的细节描述略存出入，但查继佐在“明史案”中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并在事后获利，却是众口一辞。然而金庸秉心有偏，为了谋求根红苗正、良好口碑，便竭力想要遮掩祖上的这幕劣迹，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居然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塑造成了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还将其与顾炎武、吕留良这样的反清名士置于一处，将告密的丑恶行径全都推到了吴之荣一人身上。
《鹿鼎记》影响深远，读过的人不计其数，大部分读者无心考究历史，也想不到金庸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指鹿为马，因此多为其所蒙骗，在记忆中留下了一段被篡改的史实。原本一段不光彩的先人劣迹，反倒被查先生巧妙地利用，让世人都以为其祖上心怀故国，不肯屈从于满清淫威，在文字中暗讽时弊，这才招致灾劫。一个给江南文坛惹来大祸的告密小人，居然摇身一变，反倒成了慷慨激昂的反清义士，查先生的生花妙笔真是令人又敬又佩。
金庸不惜当众扯谎，也要美化粉饰查继佐的动机并不难猜。他曾公然宣称，自己的祖上是出自海宁查氏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还曾在1995年二月给浙源乡查传宦的信中自称“族叔”，称对方为“传宦族侄”，还说什么“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海宁查家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今存《海宁查氏族谱》二十册，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