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以为移民就能一劳永逸吗？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漠北草原的生活环境与关内的差异实在太大了，比起河西走廊，也有很大差距。你以为草原真是民歌里唱的那样，“风吹草低现牛羊”？别逗了。草原环境的恶劣，超出想象。夏天出门解个手，野蚊子能把人活吃了。解个手尚且如此痛苦，洗澡、煮饭，那就更不提了。让一个人中原长时间生活在那种环境之下，迟早要逼疯。
而且这还没提草原上不能耕作的问题，中原人不会放牧。让中原人不耕田，成天像草原人一样“风吹草低见牛羊”。就算是血统再纯的中原人，他也得胡化。变的跟草原人无异。其实，草原上的人很多就是中原过去的。比如史书上就有记载。说南北朝时，有大量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火，逃到了草原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
迎萧后置于定襄――《北史·突厥列传》这些汉人最后都去哪里了呢？这些人都“胡化”了，与草原游牧民族融合为了一体。你一个汉人在草原上生存，不“胡化”不行。在很多时候，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这就好比一个广东人在广东，肯定是一年四季穿大裤衩子加人字拖。可一旦他移居内蒙古，他肯定就不这么穿了。因为环境便了，没有一年四季穿大裤衩子的条件了。
所以说，并不是草原民族天生就野蛮。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只能活的像野蛮人。你让一个汉人过去，一个月不洗澡（因为草原上没有固定水源），到最后肯定是跟草原人一样，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皮肤上的污垢像干旱的黑土地一样龟裂，头发板结，不得不把头发剃掉一部分，脑袋上只留一撮毛。扯远了，咱们回到假设场景。假设明朝灭了北元，并移民漠北，改变了草原的民族结构。
然后，结合前面说的“环境改变人”，你猜猜未来会怎么样？未来的结果肯定是：汉人无地可耕，只能在草原上放牧，慢慢受环境影响而草原化。隔了三四代人后，新生代在草原上长大，以草原人自居。到最后，草原变成了他们认为的故乡，中原则变成了陌生的地方。南下入关抢劫，甚至是入关推翻紫禁城的皇帝，对他们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负罪感。
他们只会觉得自己与中原人本就不是一路人。如果最后是这个结果，那你说，中原皇帝还费那劲干啥？早造反是反，晚造反也是反。那干脆别搭理草原了。修万里长城，拒外患于门外。这是在机枪大炮发明之前，中原王朝唯一兼具经济性和可行性的操作了。当然，你可能也会提出质疑：那清朝为什么就能征服草原？难道清朝不是中原王朝吗？清朝当然是中原王朝了。
可一方面，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其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游牧民族问题。另一方面，清朝从皇太极三征林丹汗，到乾隆最终平定准噶尔，前前后后，花了一百三十多年时间。清朝平稳统治蒙古的时间，实际也就是一百多年。在这期间，还伴随沙俄东扩，压缩了鞑靼民族生存空间，逼迫草原人归顺清朝的因素。
也就是说。清朝征服蒙古草原，是大棒加胡萝卜，外加门外还有一头虎视眈眈的熊，一直想吞掉蒙古，三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外蒙古没有生存空间了，投沙俄，远不如投清朝。他们自然就只能诚心臣服于清朝了。然而尽管如此，到了清末，你也看到了。一旦当清朝的控制力下降，外蒙古人是不是立即就赶走驻蒙清军，扯旗子造反了？草原与中原，环境完全不同，统治逻辑完全不同。
楚怀王明明吃过张仪的亏，为什么还会被秦昭王骗到秦国？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张仪大才张仪是战国时期名满天下的纵横家，其思辩能力非常人能比，即便如秦惠文王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张仪面前也只有乖乖听讲的份，更别提楚怀王那样的庸主了。当时的天下，能与张仪正面抗衡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苏秦。作为战国时期闻名天下的大才，张仪出身贫寒，正是凭借着聪明的头脑、丰富的常识、出色的口才，在大争之世的战国站稳了脚跟。
也就是说，张仪是有真才实学的，非一般的官二代、富二代可比。张仪的立身之本就是耍嘴皮子，在其没有发达之前，曾被楚国人怀疑偷东西，被人打的遍体鳞伤，回到家后，张仪对他妻子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说：“舌头还在呀”，张仪说：“舌头在就够了”。二、楚王迂腐楚怀王其人算不上愚蠢，但其识人、用人能力一般，虽然在位期间也破格提拔了一些人才，但总得来说，贤才少，小人多，他的分辨能力极差，分不清是非好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