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发兵之前，夏启做战前动员，这就是《尚书》第四篇《甘誓》。第二个问题，“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是不是“禅让”。前面说了，最早是墨家，随后是儒家，都极力称颂尧舜禹的“禅让”。战国末年，已经有人质疑“禅让”这件事，比如韩国的韩非。与韩非同时，在魏国发现的“汲冢竹简”中整理出来的《竹书纪年》，也说尧舜禹之间没有“禅让”只有篡权。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记载的历史。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所以，韩非持与《竹书纪年》相同观点，很可理解。现代学者认为，尧，很可能是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兴盛至濒临解体前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禹，则在西周，就被周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当然。也不是帝王。舜，情况稍显复杂，从王国维开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变，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变而来。
就是说，舜，是东夷族中“鸟夷”分支的祖先。这样，一些学者即提出，所谓尧舜禹“禅让”，实际上是尧和禹所在的华夏族，与“俊”或“舜”所在的东夷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轮流执政”。这种推测，在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国”时代，向逐渐走向“大一统”的“王国”时代过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禅让”，是正常的轮流执政；“篡权”，则可能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
两种皆可以说通。第三个问题，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还排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其“亲戚关系”有些乱。他依据的，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顾颉刚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样的“五帝”系统，是“层累”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渐才形成的。
所谓顾颉刚“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这个观点。一些人说顾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国上古史，这说法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了。现在学者们已经“捋”得很清楚。现在能见到的西周文献证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后来才叠加上尧和黄帝。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属于东夷系列。东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颛顼”和“帝喾”都是后来，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在人们的议论中出现的先王。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样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汉，才出现在《大戴礼记》中。司马迁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和寻访。他说，关于五帝的说法太多，有学问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依据《五帝德》和《帝系》，结合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大致把《五帝本纪》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这话，是在《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说的。
“五帝”成为一家人，既有一个过程，在当时又是一种必须。西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这个时候，西周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注重对以往历史的搜集和整理，于是才有可能形成《诗》《书》这样的文献。虽然后来西周逐渐衰落，诸侯争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统的内在要求愈加积累和增强。这样，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大一统”。
战国时代最有实力的丰臣秀吉为何不实质统一日本，而只是和诸大名建立了极其松散的联盟？
很重要的一点，丰臣秀吉的政权不是松散联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政权。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分封制就是松散联盟呢？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中央集权这一种政治制度。首先丰臣秀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检地，这就是一个统一政权的标志。这里先说一个概念，从室町幕府时代的守护大名，变成战国大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而这些标准之一就是检地。
为什么呢？因为检地能够让大名知道自己的领地到底能值多少钱，对领地的控制加强，顺便也可以按照检地的结果，对家臣进行增封或者减封。再者，丰臣秀吉何时建立的是松散联盟？四国征伐、小牧长久手合战、九州征伐、小田原征伐，哪个不是动员了丰臣家的军队去征服他们的？很多大名的确在被秀吉征服后依旧保存了家族存续，只是减掉了一些封地，但是这是分封制下的必然结果。
不光丰臣秀吉如此，织田信长、德川家康都是如此，织田信长麾下的美浓三人众稻叶一铁、安藤守就、氏家直元，还有近江国的蒲生贤秀、蒲生氏乡父子，再加上播磨国的黑田家、伊势国的北畠、神户，全都是臣服于织田信长的家臣。最后，你们又何曾见识过松散联盟可以动员全国兵力去征讨其他国家？要知道，当时日本的大名们是不愿意去朝鲜打仗的，因为要渡海补给，太耗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