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成功在于会用人，朱元璋成功在自身能力强，当然，汉初三杰与李善长、刘伯温、徐达、常遇春是否属于一个量级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论，但不可否定的是朱元璋在关键时刻的抉择要比刘邦更有主见，鄱阳湖之战最能引以佐证。所以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朱元璋得国显得更为名正言顺，且相比较“除暴秦”，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背景之下，也更为振奋人心。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之论“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一》明朝于后世素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美名，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全面。首先天子守国门并非朱元璋开国首创，朱元璋发际之地乃淮西一带，且开国功勋大部分来自这一带，所以明朝立国定都首选风水宝地南京。
只不过在抵御外侵方面设立了九塞亲王镇边体系，也就是漠南诸卫所由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肃王九王立藩守备。由此可以看出，明朝的初衷是以亲王守国门，但这个体系在燕王朱棣身上被打破，他本是九塞亲王之一，在建文削藩时造反夺位。因为自己是塞王造反夺得天下，故而对塞王也心存担忧，因此借着建文削藩的基础，推动了塞王南迁，直接导致北部边疆面临外侵危机。
朱棣五次北伐足以体现边疆的危患，他以北伐的形式企图消灭北元残余势力，从而一劳永逸的解决边患，进而打消何福等人提议恢复塞王制度的思想。朱棣的藩地在燕京，朱棣在此的群众基础和士大夫基础都较为稳固，加之抗击北元的战线过长不利于军事补给，朱棣便在篡位之后就着手迁都一事。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城主体完工，朱棣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留下南京中枢系统，正式迁都，这才构成了“天子守国门”的雏形，但朱棣迁都的初衷并不能说是守国门，而是为了自身统治的稳定性，这其中就包含塞王内迁的需求、南方士绅反对其统治等原因。
待仁宗朱高炽即位以后，他曾于南京监国许久，因此有回迁南京之意，只不过皇位还没坐热就撒手人寰，此事才作罢，即使到了宣宗朱瞻基即位，也是碍于北方瓦剌军事压力才未回迁，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土生土长在北京，才奠定北京的京师地位。（朱棣剧照）之所以说天子守国门，应该是明朝几次北京保卫战留下的固有印象，明朝中后期北部边界以宣化、大同为一线，山海关、宁锦为一线，强子岭、密云为一线，压根儿也算不上以北京为国门。
若论东部沿海一带，中后期的倭寇犯境也算侵入国门，皆是山东、福建等地备倭军和民兵反击，未见半个天子督战的身影。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嘉靖皇帝炼着丹，万历皇帝罢着朝，天子守国门更无从说起。（嘉靖帝剧照）君王死社稷主要是针对崇祯帝上吊殉国，并留下“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的壮烈遗言。崇祯帝确实是勤勉持政、力图中兴的好皇帝，但明朝至崇祯年间已经腐朽不堪，内部问题已经无法愈合，加之天灾不断，瘟疫蔓延，李自成如北京时，已没有回旋余地。
崇祯帝死社稷是被迫而死，李自成尚未切断南下之路时，崇祯帝已有南迁之意，只不过满朝文武，由其是言官“大义凛然”，要誓死捍卫京师，错过了南下的最佳时机。当李自成攻打北京前发出了议和书，企图于陕西自立，崇祯帝问百官如何，下边沉默不语，至此崇祯帝才明白大势已去，满朝误国误君之臣，唯有自杀谢罪，才能于九泉之下面对列祖列宗。
所以崇祯帝的死，是走投无路的死，而非忧国忧民的死，君王死社稷的事实不假，但说服力不够。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这句话也演变成不和亲、不割地、不赔款、不纳贡的强悍印象，这些说法在明朝历史上确实能找到理由充分的证据。例如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据说土木堡之变中，明朝损失了近50万精锐，就是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下，也先兵临北京城下，要求明朝赔款换回朱祁镇，明朝在于谦的组织下，拥立了郕王朱祁钰为帝，并在北京保卫战中取得胜利。
这样的处理方式确实在历史上罕见，皇帝不要了也不赔款，这真的就体现明朝的骨气吗？我个人觉得是于谦的强硬态度，以及对时局的分析而至，并不代表明朝皇室的骨气。也先拿着朱祁镇要钱很明显是趁人之危，且不说数目之大是否承担的起，但说也先会不会在得到赔款后乖乖送回皇帝，赔款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人财两空，所以这种方式是走了一步险棋，以朱祁钰为帝，将也先手中的朱祁镇打成废牌，置死地而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