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丞相和御史真得统统闭嘴了，惹不起朱元璋这个活阎王。但总有人要说话的，因为动静太大。皇帝肯定是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凡皇帝了解情况，那就不会发动“空印案”。这不是我们现在的臆测，而就是当时官员的想法。“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于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把“空印案”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后世关于“空印案”的记载，都绕不过这个人的上书。但是，有用吗？根本没用。“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而空印者竟多不免”。上书的挨办、“空印”的不免。朱元璋难道没能看懂郑士利的上书吗？如果老朱看不懂，他会把郑士利薅过来猛揍一顿，然后接着看，一定要看懂为止。明朝有一个奇葩大臣，叫茹太素。这家伙的特点就是能写，动不动就来个万言折。
有一次，朱元璋实在看烦了，就把这个人薅过来痛打一顿。但是，然后呢？然后，老朱接着看，文尾发现可取之处，还给采纳了。茹太素奇葩、朱元璋也奇葩，过是过、你写得太长，所以该打；功是功、你写得有理，所以采纳。郑士利的上书，朱元璋看到了；上书不到万字，朱元璋看不烦；讲得也清楚，朱元璋能看懂。既然是这样，那朱元璋到底安的什么心？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有1375年、1376年和1382年的不同说法。
一般取1382年之说，因为这个时间来自《明史•刑罚志》。但这三个时间比较接近，所以不影响接下来的分析，只需要记住这个大体时间段就行了。我们以这个时间段为聚焦点，然后往前、往后推，看一看此时的大明正在发生什么事。1380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由，发动了胡惟庸案。这起大案，前后株连3万多人，而且一直办到1392年。
在此期间，除空印案外，朱元璋还在1385年发动了郭桓案。这是一起举国反腐大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而且，郭桓案跟空印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官员能够随意涂改账册。这起案件之后，朱元璋将记账用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在胡党案后，朱元璋又在1393年发动了蓝玉案。胡党案，是丞相要造反；蓝玉案，是将军要造反。此案牵连诛杀一万五千余人，史载“元功宿将，相继尽矣”。1380年胡惟庸案、1382年空印案、1385年郭桓案、1393年蓝玉案，这就是明初四大案。明初四大案，不能分别看待。因为四起案件在时间上非常集中、在节奏上非常紧凑。
它们不是一案刚结、一案又起的关系，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在时间上，还出现了叠加。现在看来，朱元璋是为了杀功臣。胡蓝案，的确打击了功勋集团。但空印案和郭桓案呢？而同时期，洪武十九年，即公元1386年，还有“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还有“罪妄言者”。这两起官场整风，连同空印案和郭桓案，统统不是打击功勋集团，而就是在打击官僚集团，甚至把老百姓拉过来一起打击。
朱元璋不是在办案，而是在放火。胡蓝案，烧了功勋集团；空印案、郭桓案，烧了官僚集团。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凑成一个三吧，那第三把火呢？第三把火，烧的是天下百姓。而且，这把火一直在烧，即朱元璋要以猛治国。烧谁不是目的、放火也不是目的，那么，朱元璋的目的是什么？“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这就是目的。
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风气，就是猛。对天下百姓猛，对官僚集团更猛，对功勋集团最猛。猛只是程度，内容是严。因为元以宽亡，所以明以严惩。这就是朱元璋和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逻辑。朱元璋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臆测过度了？这个因为所以的逻辑关系能成立吗？纵观历代王朝更替，你会发现朱元璋不仅不是反应过度，而且是最合理、最应该的反应。
同时，也不是我们主观臆测过度。因为王朝更替统统都遵循这套逻辑。甚至，这套逻辑还在大明洪武朝被人清楚明白地点了出来。点出这套逻辑的人，与朱元璋过从甚密。只不过最后的落脚点不是严，而是站高一个维度，站到了德这个层面。对臣子来说，朱元璋这种主公堪称噩梦。但也有例外，这个例外之人，就是方孝孺。跟煊赫之人搞关系，一般有四个途径：为其做事当徒友、与其合作当盟友、情投意合当恋友、志同道合做志友，方孝孺属于第四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