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种，基本都被朱元璋干废了。志同道合，也就是说方孝孺与朱元璋立场一致、观点一致。立场一致，就不用说了。方孝孺被灭十族，都是为了朱元璋所立的皇长孙、建文帝。观点一致，不是与朱元璋的大肆放火一致，而是与朱元璋的以严惩宽一致。而佐证就是方孝孺的《深虑论》，为了说明问题，截取摘录如下：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
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简言之，就是：秦孤立而亡，汉惩秦之孤立；七国诸侯乱政，武帝惩汉之诸侯；王莽篡位代汉，光武惩哀帝、平帝之政；后世继续如此，曹魏惩汉、西晋惩魏。再往后，还有唐太宗惩武氏之杀其子孙（PS：这一条太违和，与行文逻辑完全不符），宋太宗惩五代割据之乱，于是强干弱枝。
前代王朝是因为什么亡国的，后代王朝就一定会惩之什么、戒之什么，即“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这是历代王朝标准操作。新王朝之一代风气，往往不是来自对前朝正确的继承，而是来自对前朝错误的纠正。方孝孺发现了这套逻辑，也点明了这套逻辑。但历史发展到明朝，毕竟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无论你怎么纠正前朝错误，最后总归还是要亡国，而且亡国的原因根本不是你能算到和你想到的，即“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
于是，方孝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性的天命论，即“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进而为大明指出了出路，“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方孝孺的天命论，朱元璋大概率不信。因为老朱是个实干派。但是，实干派不是不关心未来，而是不能从超越性的层面来关心未来。老朱作为大明的开国皇帝，一定关心未来，但实干着关心未来将会一头雾水，最后总要在超越性上寻找答案。
所以，朱元璋属意的继承人太子朱标，行事风格与老朱截然相反，却与《深虑论》暗合。后来的皇长孙建文帝，也是如此，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深虑论》的。天命论和超越性的问题，不多说了，回到朱元璋和“空印案”。元朝是怎么亡的？“以宽而失”，这是元朝的错误。那么，明朝会怎么办？以猛治国。大明洪武朝，是一个从严的时代。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从严？传统帝国始终存在一个悖论，即：制度的原则性和实践的变通性。面对庞大国土，皇帝和朝廷要实现有效统治，就必须确立统一的制度，比如官僚制、郡县制，同时辅以刚性的监察制度，比如御史制、刺史制。这就是制度的原则性。但是，官员要因地制宜的治理地方和践行朝廷法制，就必须在制度之外进行各种变通，比如明朝的空印、清朝的火耗，等等。
这就是实践的变通性。倾向于原则性，就是严；而倾向于变通性，就是宽。元朝，实际是行省大框架下的各种变通集合。别说对地方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就是收税这种事都能搞出竞标来：谁能收更多的税，那谁就去当收税官。所以，朱元璋一定要改，而改的方式就是一律向制度的原则性靠拢：正规制度之下，绝不变通。但是，新王朝都是从旧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肯定纠正了前朝的错误，但也肯定继承了前朝的衣钵。元朝有中书省、明初也有中书省，元朝有丞相、明初也有丞相，元朝有行省制、明朝有布政司，换个名字，实际差不多。甚至，明初中书省的六部还留用了大量元朝的旧官吏。而所谓的“空印”，恰是前朝往事，“元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的一切都是宽松软：老百姓中，唱歌演戏比辛苦种地，过得好；官员中，弄虚作假比清正廉洁，升得快；功勋中，躺在功劳簿上比斩首立功，活得久。所以，“空印案”这把火，也就不得不不放、不得不烧了。烧这把火，不是为了惩恶，而是为了惩宽，不是为了纠正当时瑕疵，而是为了纠正前朝错误。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开创一个不同前朝的时代风气。
朱元璋打元军时为什么北伐胜利？粮草如何解决？
朱元璋灭元之战其实打的相当惨烈，北上灭元后，又总共进行了八次北伐才最近彻底解决了元朝势力，并且打残了元朝灭亡后建立的北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个词最早就是朱元璋北伐的口号，可以说朱元璋有再造中华的伟大功绩。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集结诸将商讨灭元之策，制订先取山东，旋师河南，控扼潼关，扫清外围，然后进兵元都的战略。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徐达、常遇春奉命率25万大军沿运河北上。自十一月初十攻克沂州(今山东临沂)后，连战皆捷，于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完成先取山东的任务。三月，旋师河南， 占领汴梁(今河南开封)。四月初八，徐达军在塔儿湾(今河南洛阳东郊)一举击溃脱因帖木儿所部元军5万人，元梁王阿鲁温于洛阳投降。洪武元年（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建明。
同年四月，明朝北伐军队完全夺取中原，七月又克通州，元顺帝只得携带家眷及宫廷官僚北走上都，继续元室的统治，史称北元。八月二日，徐达师入大都，北伐取得了彻底胜利，元朝灭亡。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基本上实现了战前拟定的战略计划。 使残存在各地的元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为朱元璋最终统一中国，夺取了战略上的绝对优势。
朱元璋能够北伐灭亡取得巨大成功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朱元璋北伐前陆续扫平消灭了南方各股势力,比如陈友谅、张士诚等,江南富饶之地尽归朱元璋，而元朝控制的北方经历了元朝对农民起义军的扫荡屠杀以及元末多方豪强的互相攻打杀戮，北方人口锐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远远不如朱元璋的南方。同时经过平定南方，朱元璋招揽了大批的文臣武将，部队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尤其是和陈友谅、张士诚血战的时候，将领的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朱元璋有了富饶的后方，充沛的人力，优秀的人才，战斗力强大的部队，可以说北伐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
二、朱元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北伐方案，可操作性极强。朱元璋制定的北伐的计划，“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拿下山东，就算被敌军断了后路，也可自保。直取山东一旦成功，形成雪球效应，极大的扭转了敌我力量对比。
三、朱元璋有极其优秀的北伐将领，徐达、常遇春、冯胜等等都是智勇双全、能征善战、极其优秀的将领，同时北方的元朝朝政混乱、上下离心离德、相互倾轧，内部腐败不堪，李思齐、王保保等人割据一方，不听从元朝号令自相攻伐，极大的内耗让元朝元气大伤。四、元朝统治残暴，朱元璋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口号，朱元璋北伐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反复叮嘱北伐部队不得扰民，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民众不堪忍受元朝残暴统治，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对朱元璋的北伐特别支持。
其实朱元璋的北伐打的很惨烈的，和元朝作战也互有胜负，甚至也有大的败仗，但是前线的明军视死如归，和元朝军队不断血战，最终完成了恢复中华的大业。在北伐灭亡元朝之后，朱元璋针对元朝残余朝廷北元又陆续进行了八次军事行动。主要包括：1370年（第一次北伐） 、 1372年（第二次北伐） 、 1380年（第三次北伐） 、 1381年（第四次北伐） 、 1387年（第五次北伐） 、 1387年－1388年（第六次北伐） 、 1390年（第七次北伐） 、 1396年（第八次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