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安平看来，这并非因为她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和独门秘诀，而是因为:「允和执著于世俗生活，从不装出心如止水的样子，而且很喜欢娱乐消遣。」当她陷入低谷时，哼唱上一段香艳唱词，再苦的日子也就这样过来了。04.三姐张兆和三姐张兆和虽然从小生活在家中，却不像元和、允和一样受到娇惯，即使是被老师打手心也不哭，被允和欺负也不埋怨，「因为她总不吭声，所以受的罪最多。
」兆和说:「除了我妈，从来没有人会为我瞎操心」，接着她又无奈地补充道，「可我妈又死得那么早」。每当兆和因被罚或被欺负而失落的时候，照顾她的奶妈朱干干总是说:「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于是，不爱「吭声」的兆和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略显古怪的性情。她内心顽固、喜欢沉思，虽然有些执拗却也有宽容慷慨的一面。
像很多自认为不受重视的孩子一样，她总希望自己表现优秀，并干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学习昆曲不仅令原本相貌平平的兆和增加了风度，也令她多了几分自信。然而，学习昆曲的道路也因一场意外而无法继续。有一次，兆和祖父的姨太太踩到了剪刀，脚被刺穿，伤口又深又长，久不愈合。后来兆和陪她去上海求医，并在上海待了一个夏天。
在此期间，元和与允和在家中继续学习着昆曲，以至于后来的兆和再也「赶不上她俩了」。兆和小时候「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可到了十九岁之后，追求者一下子多了起来。再后来就是那段著名佳话，兆和受到大学老师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甚至惊动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
虽然张兆和无法说清接受沈从文的原因，但终究还是于1933年与沈从文成婚，那时她23岁。婚后的生活于张兆和而言「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根据她自己的回忆，结婚时本来可以从娘家获得一笔像姐姐们一样体面的嫁妆，可沈从文却自己写信给张家，言明自己虽然一无所有，可还是「一个钱也不要」。▲沈从文与张兆和然而，婚后不久，沈从文就把张兆和姑母送给她的一只玉戒指当掉了。
沈从文的快乐往往来自幻想，他可以通过文学来消解与妻子在现实中的距离。嫁给这样一个丈夫的张兆和不得不忍受生活琐事的侵蚀。她关心丈夫的消费习惯，操心如何用微薄的收入度日。总之，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将张兆和从迅速打磨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据说，沈从文曾一度沉迷于收藏，但尽是些「小东小西」或「人家不要的」。在他的小说《地主》中，主人公碧碧曾说：「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总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
」虽然我们从沈从文的《文集》中可以得知，他相信自己是在「追想一件遗忘在记忆后的东西」，可实事证明，那些他收藏的小玩意成为了「压他灵性的沙袋」。在结婚四年之后，年仅27岁的张兆和已经开始觉得「什么都无味，人老了」。虽然她在与沈从文分别时仍然会担心，但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丈夫受冻挨饿，而是担心丈夫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沈从文自知无法「征服」张兆和，所以一生都在努力帮助她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可即便是这样的想象，也无难以得到张兆和的认可。沈从文发现，比起日夜厮守，兆和更喜欢他从千里之外写信给她。沈从文起初以此开玩笑，对张兆和说应该再「挤我写几年信」，然后再答应嫁给他。到了1937年，他决定前往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以远离日军侵扰的北方，求得安宁的工作、生活氛围。
兆和本可以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可她对与沈从文同去却是「不情不愿」，这一次，沈从文也终于没了开玩笑的心情，他在信中写道：「你似乎还不大明白你自己……对共同过日子似乎并无多大兴味，因此正当兵荒马乱年头，他人求在一处生活还不可得，你却在能够聚首机会中，轻轻放过许多机会。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总乐于离得远远的，宁让我着急，生气，不受用，可不大愿意同来过一点平静的生活。你认为平静是对你的疏忽，全不料到平静等于我的休息，可以准备精力作一点永久的事业。」张兆和认为，自己一生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去征服，去改正错误、完善事物。她始终记得小时候别人如何说自己不如姐妹们有闺秀气质，不够「纤细文雅」，所以即便外界没有施压，张兆和也会进行自我施压，偷偷揣测着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