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沈从文则喜欢用沉思默想来体现生命的意义，因此只有他为自己写作，用自认为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创作时，他才会觉得生命是有价值的。▲张充和题《沈从文别集·记丁玲》（1992年版）大概正是因为二人对于生命、生活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婚后生活才无时无刻不显露出无法调和的尴尬。即便是多次分居，甚至是自愿分居，也丝毫不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写封信、吃顿饭，甚至会比共处一室让他们更亲密。他们各自活在自己独立的世界中，金安平在书中说到，他们也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可能完全不同。但当事人却无法像后来的研究者这样旁观者清，沈从文去世7年之后，张兆和将自己与沈从文的书信整理出版，她在书的《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太晚了！为什么不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05.各有各的命，别人妨不了四姐妹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张兆和，但人们大多是因为他的丈夫沈从文才对张兆和有了更多的关注，而非张兆和自身的成就。二姐允和虽性情激烈，却也更多地以丈夫的支持者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大姐元和更是一生痴迷演唱、教授昆曲，命运与丈夫顾传玠紧密交织在了一起，晚年移居美国之后依旧致力于传承发扬昆曲文化。相较之下，张充和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在学术、艺术领域的成绩而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尊敬。她不仅在出国前为中国曲艺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做过不少工作、编过一些教材，在赴美之后更是在耶鲁大学担任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不仅教授书法，也在昆曲、绘画等领域坚持着自己的独特追求。
同样显赫的家世，同样的家族基因，却注定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与结局。不过，四姐妹之间一定相同的是，她们皆非庸常之辈。她们各自有着鲜明的性格以及独立的爱情观、人生观，这些都源自于父亲张武龄的开明教导以及她们受到的完整优质的教育。而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要让家里的所有孩子，尤其是所有女孩子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绝非普通家庭的实力所能企及。
张家之所以有足够雄厚的实力支撑，还要从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说起。在张树声之前，张家只算是下层士绅，土地没有很多，家族人员想要走上仕途也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但到了张树声这代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张树声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在李鸿章手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朝廷封为「卓勇巴图鲁」。「巴图鲁」是清朝一种常见的赐号，因表示「武勇」之意，也称「勇号」，通常直接使用，不加别的字。
像张树声这样前面加有其他字的，属于特称。他一路受到提拔，官至直隶总督。由于张树声的缘故，张家积蓄了大笔的家产和不小的声望，由合肥县的下层士绅，一跃成为了当地的大户人家。到了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这一代，虽然已不在沙场奋战，却任然凭借显赫的家世拥有了门当户对的亲事。张武龄的结婚对象，就是四姐妹的母亲陆英。▲四姐妹母亲陆英，1916年摄于上海陆英生于苏州一户大户人家，她的嫁妆足足准备了十年，送亲队伍更是有十条街那么长。
1905-1910年间，不仅合肥县，安徽全境都被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闹得民不聊生，「饥饿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抢劫成风」。而陆、张两家宁可冒着财产被劫的危险，也要不远万里联成门当户对之姻，当时对于门户要求之严格，对于包办婚姻之不可抗拒，可见一斑。据金安平了解，充和父母的婚礼场面虽然壮观，但在热闹与体面的背后，新娘却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酸楚。
当时的新娘在结婚前都深藏于自家闺房，并不习惯抛头露面，对于即将到来的洞房之夜和婚后生活更是感到焦虑与不安。陆英在婚礼上从头至尾仅有一个所谓的「体己人」，这个人就是娘家人花钱雇用的伴娘。除此之外，新娘再无一个可说话的贴心人，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将喜怒露于言表。向前追溯到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媳妇们必须严格遵守传统士绅阶层女性必须遵守的规范。
据说，陆英本来与自己的家庭教师互相有好感，但养祖母「除了自己娘家或夫家的亲戚，不能见别的男客」。以至于陆英在婚后一次回娘家的有意安排下，也仅仅是远远地看了家庭教师一眼，根本看不清容貌，却已不禁泪流满面。步入老年之后，养祖母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她不想再让晚辈吃自己年轻时被包办婚姻的苦头和专制家长指定的「规则」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