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这不是偶然的。其实在最初动议伐蜀的时候，以司马昭的视角就看透和指明了这种必然性，如《三国志-钟会传》所载：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今其内部已腐，大臣失信，我今伐之，如执掌耳。如《晋书-文帝纪》所载：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这时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出师表》中诸葛亮结合后汉衰亡的教训，给刘禅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可惜，随着诸葛亮和蒋琬等一批贤臣的逝去，刘禅对这个教诲早已抛掷脑后。大敌当前在宦官黄皓和阎宇的怂恿下，居然干起迷信鬼巫“敌便不至”、“求仙做法退敌兵”的荒唐事。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的种种偶然性 （偷渡阴平的起点。
如果姜维不撤防，这里都够邓艾好好喝一壶的。）其实对于邓艾伐蜀成功的偶然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古人就已经有了讨论和判断，如宋代陈亮就指出了其偶然性，如《陈亮集》卷七《酌古论三-邓艾》就指出：吾尝论之，使瞻能拒束马之险，则艾将不战而自渚；禅忍数日不降，则艾将束手而就缚。彼艾特以侥幸而成也，何足道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邓艾之欺于后世者也。
不仅如此，邓艾伐蜀成功简直就是一系列偶然性的叠加，至少有以下七个。偶然性1：邓艾参与伐蜀。当司马昭决计伐蜀的时候，邓艾认为不可伐，上书陈异不奉命。司马昭感到很麻烦，就派身边的人主簿师篡来作他的司马，其实就是监督他，由此邓艾才作为其中的一路参与伐蜀。对比之下，为什么司马昭任命从未有过西线作战经验的钟会为主帅呢？如《三国志-钟会传》所载：众人皆言蜀不可伐。
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照此，正常情况下，司马昭都不会让他参与伐蜀。但只是因为一点，率领蜀军主力的姜维就在他的对面。所以给他的任务是牵制住姜维。所以，如果邓艾要发表感言的话，第一个要感谢姜维才对。偶然性2：有机会偷渡阴平。在司马昭的作战部署中，作为西路的邓艾和中路的诸葛绪，任务就是牵制住姜维。
而且诸葛绪早已率主力扼守了咽喉要道：阴平桥头。一个在前面堵、一个在后面追，按常理也牵制住姜维。这样邓艾就没有机会偷渡阴平了。可是这时又有了变化：让姜维给跑了。（邓艾进军路线图。这里有一处错误，就是田章的来路。这是事后钟会为了抢功才谎报的，实际是邓艾刚出阴平就俘获了田章。）救援汉中心切的姜维来了一个调虎离山，首先攻击诸葛绪的老巢武街，诸葛绪带兵回援。
恰在此时姜维突然掉头南下，通过了桥头。等待诸葛绪赶回来的时候，整整迟了一天。这时，面对远去的姜维，邓艾和诸葛绪就成了“观众”。就在这时，邓艾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看准了时机，邀诸葛绪一同涉险度阴平，可是诸葛绪以没有命令为由拒绝了。然后两人就分开了，邓艾独立度阴平，而诸葛绪去与钟会汇合，可是他刚一到钟会找了个理由就把他槛送京师，解除兵权、并其众。
（因为钟会出师时，“假节”，有这个权力。）如果不是这样，诸葛绪的职业生涯更长久，历史肯定会留下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和事迹。偶然性3：偷渡阴平居然会成功。首先阴平本来是有蜀汉布防的。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平定阴平（今甘肃文县），北至武都，谓“全蜀之防当在阴平”，因而置戍。这就是蜀汉之前是在此设防的，如果这样，就谈不上“偷渡”，就得首先是强攻了，以阴平的险要地形，邓艾怎么会轻易攻克呢？关键在于姜维对诸葛亮、蒋琬和费祎一直以来的“实兵诸未以御敌”，改为“敛兵聚谷，诱敌入平地”。
阴平恐怕就在此时撤防，这就和司马昭所说的“边城外破”产生了呼应。边防戍所的撤销，使得邓艾在偷渡的过程中可以舒舒服服、毫无阻碍地：“行万人地七百余里，凿山通路，造作桥阁十二处。”偶然性4：偷渡之后居然有“带路党”的配合。 （按照原定计划。邓艾是辅助的，是牵制姜维大军的。）偷渡成功之后，还是一片无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