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如何越过衰老的病态文明，从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传统中重新找到民族腾飞急需的精神动力，就成了时代赋予作家的崭新课题。“寻根”作家们正是在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入探索中，由政治的批判、经济的思考，推及文化上的俯视从而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洞察人生的方式与批判角度。作家韩少功这就正如韩少功在谈及“寻根文学”的倡导动机时所说的：“这是改革由治标到治本的过程，文学需要促进民族的文化启蒙和文化积累……文学家对浅薄政治的疏远，正是从更深层关心现实的一种成熟。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当人们从自我封闭中走出，反叛传统，纷纷探首国外，特别是从西方世界取现代化之经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不少西方学人中正在兴起的东方文化热。这就促使他们回过头来，对民族文化给以尊崇与反思。而在我国，“五四”以来坚决彻底的反传统，特别是十年的文化动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又使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两代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民族文化层断裂的切肤之痛。
于是，追求民族文化之根，以便续民族文化、反思民族文化，就成了寻根作家们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因为，不仅人类的历史是持续的、绵延的，人类的精神状态也是继承的、积淀的。所以，寻根作品表面上，跳开了与眼前政治经济变革的胶着状态，实际上却是从更深层干预着现实。李杭育比如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虽然着力塑造的是一系列“最后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形象，可由于作者始终怀着一个当代目的，即试图在过往的旧人旧事与今天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读者视线得以延伸，这就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拓展。
其次，从文学背景上说，“乡土”与“寻根”小说既是各自文坛上有背于现实主义的某些文学发展趋向的反动，也是现实主义内在发展需要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文学现象，这就使它们自然而然地要在现实主义的主航道上乘风破浪。以“乡土文学”论，它之前以文学研究会（1924年1月4日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文学团体）为代表的“为人生派”的创作，虽然揭起了现实主义旗帜，但不少作品却存在着主观性与理论性过强的弱点，往往热衷于从某一观念出发，去寻找可以体现其既定观念的生活材料。
纵使大获成功，也常常不是靠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把握与如实描绘，而是由于敏锐地提出了为全社会成员深切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一旦主题先行，每篇小说都在提出热点问题，就使概念化的毛病也随之突现。“寻根”小说崛起之前的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样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与冷落。有人甚至完全照搬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一味排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鄙薄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