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证明点赞呢？有书信往来就算点赞。实现正义，却非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的实现，手续太复杂、然后复杂到过度，正义怎么追求、怎么实现？“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苏轼，自己写诗发朋友圈，你只能定他的罪，怎么能打击旧党呢？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如何防止刑释人员再次犯罪？
轻微犯罪经社会调查评估报法院审核后五年时限内消除或封存前科，故意过失都不分，尤其是拘役或者管制，缓刑，可以优先试点，不歧视，废除无犯罪记录证明，有工作做，不连累下一代！这至少解决百分之九十五的再犯机会！根要找好，才会治本，尤其是不连累下一代，改好得机率百分百！希望人大代表能看到，犯错认，也改了，也请有能力的朋友转发或推上去，让更多的人心看到！。
为什么监狱里那么苦，还有人反复进出？
好吧，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罪犯分为这样两类：一、过失犯，或者冲动犯，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是独立存在的，不以犯罪为生，其犯罪行为的实施具有偶然性。二、惯犯，这种人以犯罪为职业，以犯罪为生。没有做过调研，但是根据职业经验比较主观的说，对于前一种罪犯，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再犯可能性，所以不存在什么纠正效果。
对于惯犯，监狱就是第二家庭，进进出出很正常的。那么监狱的作用是什么，主要是三个，一是震慑作用，将酒驾的人投入监狱，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的再犯可能性很高需要监狱纠正他，而是为了通过惩罚他告诉大家不要酒后开车，这是一种社会引导作用。二是隔绝作用，将一部分惯犯人为的与社会隔绝，防止他们进入社会危害正常社会秩序。
三是报复作用，平息社会愤怒以及受害人的心理创伤。是否存在只有关进了监狱才能成功改造的罪犯，我觉得肯定有，但是不多，因为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无需关进监狱，通过罚款等其他惩罚手段已经可以做到。对于一部分的惯犯而言，限制自由的处罚只是为了下一次出狱后的犯罪做准备。处于两者之间，恰巧需要通过限制自由的方式来改变的罪犯应该不多。
当然以上所有内容都是我想当然的认为的，没有数据支持，最多是职业经验带来的感觉。顺便给个彩蛋吧：这段时间办了一个案子，被告人七十多岁了，是个90年逃跑的在逃犯，年龄大了想去监狱养老，于是就去自首了，派出所不想抓他，因为这种人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他就拿了一条扁担在派出所门口说“你们要是不要我自首我就出去打人”，没办法这人又被投进了监狱。
长期坐牢人真的能改变忏悔自己的罪行吗？
我认为不一定。大部分人通过忏悔自己的罪刑，表面看起来能改变了，变成好人一个了，其实不然。因为人的基茵决定了一个人的脾气性格，人的脾气性格永远不会改变的。 {!-- PGC_VIDEO:{"thumb_height": 0, "vid": "v03016g10000c86d35jc77u0e8av1nsg。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乌台诗案已经把旧党大佬司马光、当朝驸马王诜牵连进来。目的已经再明显不过。新党就是要把旧党一网打尽。所以，乌台诗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这个政治案件的关键突破口和全部要害，便是苏轼。苏轼被重办，旧党牵连入网；苏轼被轻办，新党功败垂成。但是，苏轼为什么能逃过这场劫难呢？苏轼苏子瞻，必须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一个好朝廷、遇上了一个好官家。
换个时代、换个朝廷，哪怕换个官家，苏轼的结果，都不会只是贬官黄州。什么是好时代？一个能跟你讲理、能让你讲理的时代，就是好时代。人都是讲理的。讲理是人的底线。所以，跟你讲理、让你讲理，应该是常态。咋还成了好时代的标志？人都是讲理的，这个“因为”的前提成立，但推不出“讲理是常态”这个“所以”的结果。皇帝凭啥要跟大臣讲理？领导凭啥要跟下属讲理？力量大的凭啥要跟力量小的讲理？“春秋无义战、强者定章程”，春秋诸侯们，哪个讲理了？实力可以决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讲理。
即便跟你讲理，也要看讲谁的理。可以跟你讲理，但要讲我的理，而不讲你的理。这当然也叫讲理。简单说就是：可以跟你讲理，却不让你讲理，最后则杀人还要诛心。那么，在乌台诗案中，新党执政的大宋朝廷与支持新党的大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苏轼讲理的？01.乌台诗案的渊起：苏轼确实在诋毁新政苏轼到底有没有错？必须有错。当时，大宋的官僚系统都在学习王安石主义、实施王安石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