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大臣勾结皇亲国戚了。这种问题，在哪朝哪代都是犯忌讳的事。顺藤摸瓜，还查出苏轼收了王诜的钱，而且二人也有诗文往来。也就是说王诜也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于是，王诜牵连入案。新党的特点，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按照谁给苏轼点赞、谁就是同党的操作模式，那到底能折腾进去多少人？39人。这就是苏轼的关系能量，绝对是旧党中的“名媛交际花”。
所以，新党选择苏轼作为打击旧党的突破口，绝对是英明之举。03.古代司法的高峰：大宋朝廷是怎么跟人讲理的“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程序正义。程序，一个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概念。实际上，完全可以换成一个通俗易懂的名词，即手续。要去结婚，先到民政局领证，领证是手续；打击坏人，先要走法律流程，流程就是程序。
把手续强调过分了，难免手续异化。于是，证明你是你、你爸是你爸的问题，肯定要出现。有些坏人，即便明知道它干了坏事，但手续太复杂、流程走不了，坏人也关不进监狱。实现正义，却非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的实现，手续太复杂、然后复杂到过度，正义还怎么追求、还怎么实现？“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给这句话上画个重点，重点应该是什么？是感受。程序或手续的意义，只是兼顾了客观的真实，主要是强调了主观的感受。真实世界是不可约的复杂，任凭谁也无法穷尽，而主观的感受却可以。跟不跟你讲理、让不让你讲理，都不是在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历程，而是实现主观感受的最大公约。正义也好、公平也罢，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判断属于应然问题。
实然可以求真，但从实然跳不到应然。所以，价值判断无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这时候，就一定要以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来追求了。只有“看得见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手续很重要、程序很重要。对手续、对程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那北宋是怎么讲理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序就清楚了。
御史台根勘所御史台最早设立于东汉，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监察机构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这里来审理。苏轼这个案子，肯定重大。因为新党一定要往大里整。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又称乌台。因此，苏轼一案，才称乌台诗案。御史台首先发动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状，神宗皇帝诏曰可。于是，从弹劾变成案件，对苏轼的立案调查正式展开。
御史台派出官员前往湖州缉拿苏轼，然后送交御史台的根勘所，进行审理。根勘所，是御史台专门负责审理诏狱的机构。宋神宗不仅下旨审理，而且还派了一名宦官跟进案件。所以，苏轼一案，就变成了诏狱，即皇帝亲自下诏督办的案件。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诏狱这个层面，那苏轼不被定罪弄死，也被严刑打死。但是，大宋时代是跟你讲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
所以，诏狱也要讲理，具体表现就是讲程序。大理寺和审刑院御史台只负责案件的审讯。即便是审讯，也不是御史台一家说了算。因为大宋官家还要派人跟进。皇帝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会同御史台搞联合审讯，这叫杂治。案件审查清楚之后，审案的官员们要制作好口供，这叫供状。审讯工作到供状这里为止。然后，御史台就可以结案了，这叫结勘。
皇帝还要派遣御史台以外的官员，对犯人进行当面问话，这叫录问。犯人在录问的时候翻供了，这叫翻异。一旦出现翻异，那皇帝就必须另外派人重审。录问环节，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赵高审李斯案。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赵高为什么使其门客“诈为御史、谒者、侍中”？就是担心李斯翻异。犯人既不申辩又不翻异了，然后就能定罪了吗？不能。因为御史台只有审讯的权力，却没有定罪的权力。御史台完成供状环节之后，要将供状递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这叫检法。如果把御史台类比为现在的最高检察院，那么大理寺是现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
但是，到了”最高法院“，这个程序还没走完。检法之后，要出判词，相当于最高法院的裁判文书。这个判词，还要上报给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完毕之后，再将复核后的判决意见上报给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终裁决。这个审刑院，是个什么机构？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个锦衣卫；信不过锦衣卫了，搞了一个东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