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呢？赵家官人信不过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个审刑院，又称“宫中审刑院”。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审刑院是谁设立的了。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大理寺所断案件，因为皇帝要看着大理寺，担心被大理寺的人给忽悠了。但是，什么土壤就能长出什么庄稼。明朝的专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务机构。大宋的法制土壤，却能孕育出法制机构。
审刑院的设置初衷是加强皇权，实际运作却成了司法监督的一个环节。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并了，皇帝设立的机构却不给皇帝办事，那还有啥意义？从这一套复杂手续或程序中，我们就能发现：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准备跟人讲理的，这绝对是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04.大宋官家很生气：法外施法也要让人讲理大宋御史台把案件审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录问了，苏轼倒也干脆，从不从宽都坦白了：事就是我干的，“别无翻异”。
但是，苏轼之所以“别无翻异”，是因为新党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给查了，苏轼想翻供都没得翻。新党这帮家伙不止要干苏轼，还要干司马光和整个旧党集团。所以，乌台诗案一定要办成铁案。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苏轼。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确实没有管住嘴，确实要做时代的匕首和投枪了。大理寺根据苏轼的供状，总结出了三条罪名：一是苏轼收了驸马王诜的钱，而且这个钱收得不清不楚；二是受审期间不肯老实交代问题，所以苏轼“别无翻异”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三是诋毁新法、诽谤朝廷，这一条是新党的主要关切，但要的不是诽谤朝廷而是诽谤皇帝。
所以说，新党把持了御史台，却肯定没能把持大理寺。针对这三条罪状，大理寺给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后，大理寺会怎么数罪并罚呢？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简单说就是数罪从重，一个罪杖八十、另一个罪杖一百，最后量刑不会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钱抵罪，当时主要是向朝廷交铜，铜是当时的主要硬通货，是可以拿来铸钱的。
第三，如果是官员，犯罪的官员还可以拿自己的官职来抵罪，即官当制度。这套量刑算法，可以说充分确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后算下来，苏轼要承担的罪责，只是徒二年。《资治通鉴续长编》给出的记载，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如果是新党看到这份判决，想也不想，他们肯定认为大理寺收了苏轼的钱。因为这是在过分偏袒苏轼。
甚至都可以说，大理寺这帮家伙连一天牢饭都不想让苏轼吃。因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大宋一定会大赦天下。苏轼是在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圣裁处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这中间差了两个多月，大理寺给了一个“会赦当原”的判词，到底想说啥？所以，新党肯定不能干。这帮家伙费尽心机、折腾了一百多天，然后却是这么个结果，谁也不能忍。
于是，御史台上书反驳，认为大理寺定罪不当，苏轼必须按十恶大罪中的第六项“大不敬（恭）”来定罪。“注云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注云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苏轼的言行，怎么靠也能靠上这个大不敬。御史台瞎咋呼，却没用。因为定罪量刑，不归它管。这时候，审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持大理寺的判决。到了这一步，就要区分一下谁跟谁是一伙儿了。
御史台肯定被新党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没被新党控制。那审刑院呢？审刑院的全称是“宫中审刑院”，所以它怎么也要跟皇帝是一伙儿。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见？诋毁新法就相当于诋毁皇帝，必须要严办。但是，审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它刚正不阿了，站队大理寺了。乌台诗案持续了一百多天，于是各方势力该出手的全都出手了。在这期间，当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旧党翘楚，纷纷上书营救苏轼。
同时，新党内部也分裂了。罢相在家的新党大佬王安石，也上书了，认为“圣朝不宜诛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临死之前劝谏了宋神宗：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苏轼、苏辙兄弟当成宰相来培养的。但是，你这个皇帝却要杀了苏轼，你对得起你老爹吗？于是，乌台诗案，死活也没法按照新党设计的脚本来编排了。
新党的脚本是什么？针对苏轼发动一场文字狱，然后借机把旧党一网打尽。但是，新党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字狱这个口子不能开。一旦开了，将来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狱，文字狱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个结果，任谁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风一定败坏。那么，神宗皇帝呢？神宗皇帝很生气。王安石虽然罢相、王安石主义可以不讲，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必须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