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
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后人有诗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三国演义》第50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关羽之所以敢立军令状，去华容道截杀曹操，是因为他觉得已斩颜良，诛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已经报答过曹操的礼遇与恩情了。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关羽没有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根据关羽重情的性格，关羽是不会接受截杀曹操的军令的。在关羽的心中，情永远是第一位。华容道，狭路相逢，当曹操苦苦哀求，希望关羽以“昔日之情”为重时，关羽脱口而出：“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关羽以已报恩为由，拒绝曹操的要求。
由此可见，关羽拒绝曹操的理由不是政治军事斗争的是非原则，而是感情——我已经报答过你的恩情了，所以今天不能“以私废公”。从关羽的对答来看，若“私情未了”，“公”是可以废的。曹操何等精明，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这微妙之处，马上提醒关羽：“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曹操的言外之意是我其它的恩情你的确报答了，可是“五关斩将”时，我不仅原谅你斩杀我的将领，还专门派张辽通知各关隘对你放行。
这个恩，你还没报啊？有恩必报，恩怨分明的关羽其心理防线一定会动摇：我还欠曹操一个大人情呢！过五关，斩六将时曹操所表现出的大度宽容，这个恩情的确没有报答。精明的曹操深知关羽“信义素著”，于是又讲述了关羽很熟悉的《春秋》中有关恩情信义的典故：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
庾公之斯追到跟前，说：“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无法拿弓。”庾公之斯说：“我向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传授的技术反过来伤害您。虽然这么说，可是今天这事，是国君交付的事，我不敢不办。”说完便抽出箭来，在车轮上敲，敲掉箭头，射了四箭之后返身回去了。这就是“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典故。
庾公之斯之所以如此做，只是因为对方是自己师傅的师傅，对方处于病中。曹操讲这个典故就是告诉关羽，子濯孺子不忍心杀死病中的师傅的师傅，你又怎能忍心杀死曾经有恩于你的兵败中的我呢？曹操讲这个典故其实还是在打感情牌。子濯孺子跟庾公之斯除了师承关系，并没有私交，子濯孺子都不忍心杀戮。而我曹操跟你关羽的私交远远超过他们之间，况且我对你还有你未报答的恩情，你能忍心杀戮我吗？果然，重情超过一切的关羽最终还是“以私情废公”。
关羽千里走单骑，弃曹归刘，是功名富贵在感情面前不值一提。华容道放曹操，是“公”，即政治军事斗争的大是大非也会让位于感情。而且这个让位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生命（已立军令状，是要斩首问罪的）。为兄弟之情不要功名富贵；为报恩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宁愿“以私废公”，宁愿不要大是大非的原则。这就是小说中的关羽形象。
关羽的这一形象迎合了国人的集体心理——重情。中国是个伦理国家，是个最讲感情的国家，所谓“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就是情重于是非，情重于一切。关羽把个人感情看得超越一切。中华民族的民族集体心理其实就是情重于一切。关羽的形象正好迎合了这一民族集体心理。于是他成了神。关羽重感情，重到不论是非，重到不要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