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走得是皇帝高兴就好的外戚赛道，而李广走得是首虏封侯的建制赛道。李广穷其一生，都在走建制路线。而霍去病纯属反建制。反建制，就是不讲规矩、不讲道理。但最不讲理的，还不是霍去病，而是卫青的三个儿子，一出生就封侯。这时候，我们也就能体会到李广的无奈了：官场太黑暗，你们都不按规矩出牌。组织运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要建制化。
建制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克服不确定性。一惊一乍地日子，没法过。但，所谓的建制并非一成不变。你说计功封侯是建制、外戚封侯是反建制，但是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外戚封侯也能算建制。比如东汉，大将军就得是皇帝娘家人。外戚封侯都不行，必须当大将军、必须领导政府。这就是东汉的建制。“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变成了路”。
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大家都认了，就算有了共识；然后规矩也就立起来了，而时间长了，自然建制化。所以，满人主导的大清帝国，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建制。而和珅的成功，恰恰是建制博弈的产物。和珅获得成功的途径，肯定不是科举赛道，但也肯定不是外戚赛道。古代中国发展到清朝，已经积累的了足够的智慧和经验。宗室和外戚，一定是防范的对象。
所以，对于这些人，可以给钱、给富贵，但死活也不能给权力。即便后来成功了，往往也不是依靠纯外戚的身份。有时候，个人成功，跟个人努力、个人能力，可以毫无关系。因为很多赛道就不是纯业务表现能决定的。即便是业务表现能决定，但业务表现有时候根本无法测量。但成功一定跟社会网络评价有关系。通俗而又世故地说，就是组织需要。
组织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上升，即：不行也行；组织不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不能上升，即：行也不行。而和珅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满人集团的组织需要。在当时，满人的当然领袖，是乾隆皇帝。同时，乾隆皇帝还是大清帝国的领袖。自明清之后，因为不设丞相和宰相，所以乾隆皇帝还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领袖。因此，建制化的方向、速度和模式，统统取决于乾隆皇帝。
而乾隆皇帝主导的大清建制化，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满清所有的皇帝，都坚持满人本位主义。因为大清的国策就是“首崇满洲”。但为了团结汉人官僚，满清皇帝必须拿捏分寸，甚至还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以争取汉人官僚的支持。顺治宣称自己对待官员“不分满汉”。康熙还扩充过江南的科举名额。这都是在争取汉人精英和汉人官僚的支持。
而雍正比较奇葩，因为他要走极端。走极端的皇帝，往往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而既得利益的满人，天然是保守派。“（李）卫、文镜受上眷最厚”，为啥这两个汉人最受器重？因为这俩人能跟皇帝一起走极端、干大事。乾隆之前，满汉之分的问题，不算严重，甚至可能都被忽略掉了。但乾隆之时，满汉之分的问题，就严重了，而且上升为皇帝必须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