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宣传说，他的农业集体化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与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强调自愿原则，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1922年11月底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到列宁那里做客，在交谈中列宁说了以下一段被弗拉基米罗夫叫做“赠言”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
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
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使农民难以生存，导致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
那时就有一宗起义叫做“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做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做“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
列宁承认，那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个省份。最后爆发喀琅施塔得兵变。喀琅施塔得本来是革命的堡垒，十月武装起义时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军港开过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在革命和内战中哪儿有困难，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连这后院也举行暴动，而其纲领并不反对革命，而仅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使布尔什维克政权遭遇到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参见郑异凡：《列宁在1922年的赠言》，（《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