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页）“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标志着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标志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
苏联的计量经济学对苏联经济有多大影响？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作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形成的原因都主要是从客观因素去分析，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无先例可循；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受到严重的战争势力的威胁，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等等。
无疑这些客观因素对形成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有重要影响，但实际上，形成这样的模式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它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只是从客观因素去研究苏联经济体制形成问题，那就难以解释苏联长期坚持这种体制的原因，也难以理解改革这种体制为何那么难。如果对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进行考察，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一模式的确立、巩固与发展，是由以下八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作用的结果。
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
从而，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全面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
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做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从思想理论上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