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昂问:“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他知道自己的姓氏吗？”伏尔泰答道:“阁下，他是一个没有煊赫姓氏的人，但他的名字受人尊敬；而爵士先生，正在结束他的姓氏。”第二天，伏尔泰正在苏里公爵家里吃饭，一个男仆跑来说，有人在门口等他。伏尔泰见不到人，走到了街上张望。只见街囗停放着两辆马车；伏尔泰刚一走近，头上就挨了一闷棍，接着几个打手一哄而上，一顿臭揍。
罗昂讥笑说:“不要打他的脑袋，那里面还会弄出一些好东西。”伏尔泰被殴打的事，就发生在苏里公爵的家门口；公爵自然也会蒙羞的，可是公爵不愿意帮助他申冤，对他说:“你要明白，你只是一个诗人。”伏尔泰缠着绷带奔走了几天，却上告无门，只得收罗了一帮地痞，准备报复罗昂；未曾想事未实行，国王却已下了命令，以聚众闹事的罪名，把他再次投入了巴士底监狱。
罗昂事件，乍一看似属个人纠纷，其实却是伏尔泰与法国等级制度与专制政体长期冲突的结果；正如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评论所说:“这件事故很重要，因为伏尔泰的永远反对政府是由这件事情决定的。”本来，伏尔泰在青年之时，也写些小诗或者说点俏皮话，讽刺政府及其当权者；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是文人的一种习性而已。就象时下的许多小百姓，见到了一些执法不公的事体，吹个口哨、来点哄笑一样，未必就是真有对抗政府的企图；却有一些抱着私心的官员，偏要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结果真个弄出了大的冲突来。
伏尔泰写点俏皮话、发点牢骚，起初并没有对抗政府的意思；他原本就是一个动机与思想很复杂的人，我们来看几件事。1717年，伏尔泰因讥讽摄政王第一次坐了巴士底监狱、出来以后，深知摄政王冒犯不得，曾经“不计前嫌”前往摄政王的府邸，对他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临走时，还不忘丢下一句俏皮话:“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感谢您；不过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俄狄浦斯王》一剧大获成功之后，就连摄政王也过来捧场，并发给他政府年俸；伏尔泰一时得意忘形，把原来的屈辱羞耻全抛到脑后，一时间竟会成了个攀附权贵、吹须拍马的文人。他先是写了《巴士底狱》一诗对摄政王大加赞美，继而又以剧本赢得波旁公爵一个情妇的青睐，由此得以被邀参加了路易十五的婚礼；伏尔泰更是受宠若惊，打算此后就专为皇后写剧，他还得到了皇后赏赐的1500里弗尔的年俸。
到了第二次又入巴士底监狱之时，他才认清了专制政体官官相护、扶强凌弱的丑恶面目，也使他明白了自己依附权贵的可笑。为了出狱，伏尔泰向当局提议，以自愿流放英国为条件请求释放；法国政府准其所求，于5月10日解送出境。他在英国，一住三年。在这里，伏尔泰通读了洛克、培根、牛顿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启蒙主义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