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不能通过市场，而是要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合乎超高速工业化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
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
另外，强化计划原则与权力斗争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击破，在这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他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
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有：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 (包括对超过5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
很明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并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但俄（共）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层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