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叔本华和尼采对佛教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恰当的，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佛教中另一个有争议问题是自我学说。佛陀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世界必须被看作是过程，而不是事物或实体。因此，我们不能谈论一个永久的自我或“我”；自我不可能是一个心理实体，构成个人的基础。我们所经验到的仅仅是每一时刻构成我们人格的转瞬即逝、倏然而往的意识状态。
现代的评论者在这里看到了佛陀与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这样的经验主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休谟对精神实体的观念做了类似的批评（参见第十二章），但他并不了解佛陀。在19世纪末，尼采成为对实体性思维的类似批评的代言人。这令人惊讶地成为前现代的哲学和后现代的哲学的交汇处。《薄伽梵歌》《薄伽梵歌》（上天之歌）是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
今天它被看作是印度教——现代印度的主要宗教——的基本文献。《薄伽梵歌》的作者不详，它可能创作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文本的形式是阿朱那与其战车的御者克利须那[4]之间的对话。在这对话中，克利须那现身为毗湿奴，也就是宇宙之主，是上帝本身。对西方读者来说，《薄伽梵歌》提出了许多诠释方面的问题。在一百多页的篇幅中，它对印度的道德观和实在观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进行了考察。
最基本的思想似乎是：恰当的见解为不受欲望和厌恶束缚的行动提供了基础。欲望和厌恶是人的真正敌人。阿朱那要追求的不是赢得权力和名声，而是要维持宇宙的正义秩序。要不要在其中出力，全靠个人自己：“尽己之责（dharma法），虽然无功，也胜于履行他人之责；宁为一己之责而死，他人之责危乎险哉。”[5]这段话并没有表达任何普遍主义的责任伦理。
种姓制度是宇宙秩序的不可瓦解部分。因此，个人的责任是受他所属的种姓决定的。《薄伽梵歌》的中心内容是对解放所做的一种印度教诠释。它一再强调解放的前提是对人的行动的控制：“当一个人的全部事情既无动机也无欲望时——当他的功业焚毁于智慧之火时——智者们才称他为有学问者。”[6]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1869—1948）在诠释《薄伽梵歌》时，着重强调必须焚毁于智慧之火中的就是暴力行动。
甘地对《薄伽梵歌》的诠释，是把它当作一份对我们今天依然适用的指导生活的永恒文本。孔子希腊哲学是城邦（polis）生活的产物。所有希腊哲学家毫无例外地都参与作为自主政治单元的城邦。在城墙之内，有专门的地方供人进行哲学讨论和其他重要的思想文化活动。城邦还为政治交流和讨论提供一块公共空间，因此使得在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发生的那种新的政治实践形式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