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府（Lyceum），两者都享有重大的学术自由和自治；这样一些常设的学术机构的发展，就是由此而获得基础的。这样的发展在印度和中国都没有。中国的城市不是一个古希腊意义上的城邦。它不是一个可以与其他国家缔约的自治实体。中国的城市是中央集权的行政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类行为规范作为取向，它是一种取向于传统的经书文化，而不是一种公共话语文化。希腊人对思辨的系统的哲学的兴趣，印度人对解放和拯救的兴趣，在这里都没有多少。中国文明更多的是实践的和实用的取向。中国的哲人们常常出身于“贫寒贵族”之家，他们不得不谋职于庞大帝国朝廷中建立的那些行政机构。许多中国大思想家来自这个阶级。
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饱学的文官，已经获得了一个官僚体制的认可（有时甚至是接受了这个体制的教育）——与我们今天的哲学教授相差无几！孔丘或孔夫子就是从这样一种环境中出来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佛陀、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年代。孔子自己写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但他思想的核心方面被记录在《论语》这本孔子与他学生的对话（问答）语录集当中了。
这些对话的主题是社会伦理问题，其核心是正确的行为。这部著作向我们描绘的孔子，是一位强烈依恋传统的思想家：通过仔细学习传统，个人可以理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在改良那时混乱的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中，传统也成为一个规范。研习古典文本在孔子学说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主导的态度是适应世界，而不像在印度哲学中那样是逃离世界。
孔子对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没有多少兴趣。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把个人作为关注点。这种态度在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精炼的表达：“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概括正确行为标准的是仁这个概念。孔子用来谈论仁的话，令人想起《圣经》中的登山宝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在孔子的学说中，爱邻人的观念常常被称为“恕道”：我们寄希望于别人的，应当成为我们自己对他人的行为的试金石。孔子关于仁和恕的教导不应该作严格的普遍主义的诠释。他捍卫一种直接的社会等级分类。个人的义务因此是与其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好的生活，在孔子看来，是在“五伦”中实现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
每方均有其义务。以下句子是关于君对臣的关系的精辟表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句话还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个理则的运用。在这个语境中，它的意思或许是：作为臣民的个人应该问自己，假如我是君主的话，我希望我的臣民是怎样行动的？如果答案是他们应该臣服，那就意味着这个理则是与传统的上下尊卑关系相一致的。
